吉文吧如果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可能会连姓带名地告诉他，我叫“罗满元”；如果有人问我“贵姓”，我会准确而客气地回答“小姓罗”。

　　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回答“姓甚名谁”这类问题已经习惯成自然，不大容易晕头。可你要是问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贵姓”，有可能他一时半会儿答不上来，因为他叫“网事如风”、 “水中一个月亮”或者“山本九十九”、“89ch31j”，有时没姓，有时也谈不上有一个具体的名。

　　因此，我们这期策划中所说的“姓自由”，其完整含义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姓名自由”。

　　中国的民法和婚姻家庭法都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由此可见，姓名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表面上看，姓名自由是中国贯彻得最彻底的一条法律，但细细考察，在这种“自由”过程中，姓名却承载着种种时代变迁和文化传承的内涵，演绎出了种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酸甜苦辣。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自己的姓名和名声连在一起看，一般是子女随父姓，男性的名字按辈份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看谁家人丁兴旺，家族繁茂。因此，古人都十分注重修谱。一部谱书，实质上就是一部家庭延续史，就是一部宗族发展史，就是一部姓氏通史。在这样一部特殊的“史书”中，我们随便挑出其中一个人的姓名，就可以寻觅到打在这个姓名上的历史痕迹和时代烙印。

　　我们不扯远了，单单来说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姓名的变迁，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封建宗族色彩渐渐淡去，可时代色彩依然“与时俱进”。

　　上世纪50—70年代，以社会政治特色为取向，是一种主流的命名方式。50年代的“李解放”、“王建国”、“张抗美”、“孟跃进”，60年代的“陈坚强”、“齐移山”、“杨文革”、“周卫红”，70年代的“文爱武”、“徐拥军”、“房永红”、“高改革”等等，都是一些经典姓名。这30年，不仅新生儿起名深受世风影响，即使是青壮年也纷纷改名，或避某种旧风旧俗，或出于某种真挚的热忱。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６6年8月18日，主席在广场接见百万“”，并与北师大女子附中的“”头领宋彬彬进行了“面对面“交谈。次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与宋彬彬的谈话报道：毛主席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主席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当即改名“宋要武”。此后，“要武”这个名字在全国遍地开花，与之类似的“卫东”、“卫红”、“立新”、“反帝”等名字更是盛行一时，堪称中国姓名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

　　到了80年代，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开始“批量生产”，不知是因应了“独子独女”的简单，还是改革开放给国人带来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单名普遍流行，而且大多喜欢用一些能够表达美好、美丽的字眼，男性多用“刚、雄、帅、华、锋、辉”等字，女性多用“英、丽、芳、珍、玉、娜”等字。

　　从9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兴起和到来，中国人的姓名自由打破了各种传统桎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和个性化时代。传统的姓名有了更多的文化考究，追求意蕴和特点。而在传统姓名之外，当第一批中国白领把取英文名“能弱化论资排辈”的理念付诸实践时，为这些外企、私企打扫卫生的阿姨都被叫做了“Mary”。在毕业生到外企去求职时，他们总忘不了在简介里取上一个“受欢迎的英文名”，比如“Amanda”、“Sarah”、“Nicole”等，以为这样就会让人产生好感。网络的普及更是给姓名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取个现实生活中不可实现的姓名，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反倒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且妙不可言，戏谑似“我是猪头”、“韦大宝”，浪漫似“风动佩玉”、“宛在水中央”，翻版如“韦爵爷”、“杜丽娘”，真实像“李天一”、“zhang-2005”，不知所云像“1621ban”、“街等等，从一个字到十几个字，在网络世界里可信手拈来。

　　从以上的脉络不难看出，姓名的变迁，不仅折射中国时代的变幻，也折射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文化素养的变化和历程。

　　正当我们为中国人的姓名自由“走进新时代”而欢呼雀跃的时候，人们没有想到，姓名自由的危机也同时来临。

　　在我国，子女随父姓，已成为一种传统文化习俗，而法律明确规定，子女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甚至也可以随便姓什么。但“姓”是个非常“顽固”的文化现象，随着独生子女结婚高潮的到来，“争抢”姓氏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困扰着转型期的部分家庭，有的家庭因此而“断代”。虽然时代的发展让人们对姓氏有了宽容对待的胸怀，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人还很看重孩子的“冠名权”。2002年，深圳一王姓女子因不满孩子随丈夫姓，与丈夫协议离婚，并将孩子一同带回娘家。一年后，前夫突然中断了给孩子的抚养费，王女士一怒之下将前夫告上法庭。前夫拒付抚养费的理由是：王女士私自将孩子的姓名给改了。而按照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更改姓名，必须经过父母双方同意。

　　有人说过一个笑线万元临时抽到的奖金发给一个叫“李建国”的人，只要主持人在台上喊一声，就会有上千人往台上跑。这其实不是笑话，据国家语委统计，我国重名率高达两位数，而同姓名的可能性更大。这是因为：我国九成以上的人起名所用字在3000个左右的常用字中局限在400个左右里选择；而在可用的3000个左右的姓氏中，常见的只不过100多个，其中前100个姓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87%以上，而英美人名用姓却有3万多个；同时，单名增多、复姓减少、少数民族姓名符号的汉化，加上社会人群整体上文化程度不高等，中国人重名率高、同姓名的人多、姓名缺乏佳义，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有些居心不良的人还利用中国人姓名的这个“弱点”干起了“李鬼”的勾当。2003年，曾以一部《国画》而蜚声文坛的湖南青年作家王跃文，偶然在市场上发现了一本也是“王跃文著”的《国风》，其广告曰“看了《国画》看《国风》”，此书因此卖得火爆，把彼“王跃文”的腰包都胀坼了。彼“王跃文”原来不叫“王跃文”，而是某文化传播公司看到了王跃文这个姓名的含金量而依法“包装”出来的。王跃文不得不打一场维权官司，彼“王跃文”自然落败。因为法律规定，公民虽然有更改姓名的自由，但这种“更改”不得有意盗用和假冒，更不得用这种“改名换姓”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和损害他人的名利。

　　2004年，有两场姓名风波也颇耐人寻味。上海的王徐英女士想将自己的姓名改为“柴冈英子”，结果遭拒。她将派出所告上法庭，诉派出所“行政不作为”，干涉和侵犯了她的姓名自由权。可后来，她败诉了。理由是“与相关规定不符，且其提出的姓名谐音有损人格，带封建迷信色彩，故不予支持”。而武汉有一对小夫妻为追求个性，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为“赵，意思是“赵康”。可户政部门表示，这姓名不能上户口，理由同样是“与相关规定不符”。这让人想起了那个说相声的加拿大人，他后来成了中国的倒插门女婿，上户口时也要改个中国名“大山”哩，你一个中国本土公民，怎么能“com”呢？看来新新人类要取个洋点儿、酷点儿、炫点儿的姓名，有时还自由自在，有时却还有一道道的“坎”过不了。

　　其实，透过中国人姓名的这种种危机和风波，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一种碰撞，是现代科技与现代人文的一对矛盾。

　　于是，有专家出场了。2004年6月，国家语委《人名用字表》课题组向社会公开宣布，他们的课题已经有了初步成果，正征求意见，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并经相应立法程序通过后，即可在全国施行。这之后，又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姓名法》。也就是说，一旦这些课题、提议成为法律法规，爸爸妈妈们给新生儿起名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得以“表”说了算，否则你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规范派”的理由是：因为人名中使用生僻字或不规范字而尴尬的事情很多。这几年在报纸上公布高校录取名单时，很多新生的姓名里莫名其妙地被打上“黑三角”，至于身份证、驾驶证、存折等有效证件上面的姓名，出现有的字打印、有的字手写或者干脆空着的情况，几乎都与取名用字不规范有关。长期以来，人名用字毫无节制，字量无限扩大，尤其是使用生僻字、启用不规范字，甚至自造汉字的现象愈演愈烈。那些冷僻的人名用字，人们见了读不出叫不准，计算机也输不出来，不仅失去了人名的交际功能，也给户籍管理和人事、银行、保险、交通等计算机终端处理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还给当事人自己造成了诸多不便。

　　可“反对派”的声音似乎更大：规范人名用字，从一个侧面暴露了许多公共管理部门的惰性，而且“规范”的理由明显以偏概全，不合实际，是典型的“家长主义”和“长官意志”。再者，计算机是工具，是可以不断升级的，它的应用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实在不能削足适履，不然的话，大家干脆都用机器语言，一个一个索性就叫“1号，2号，3号……”好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姓名应该是最独特、最具个性的东西。“规范”人名，从文化方面去思考，与其说是给那些起名喜欢剑走偏锋的人士戴上“紧箍咒”，还不如说是从某个方面在扼杀中国人的个性待点、文化特征和精神特质。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想起2005年1月6日的凌晨。这个凌晨，中国第13亿个公民在北京呱呱坠地。这个在皆大欢喜中降生的叫“张亦驰”的男婴一定不会知道，虽然他只是中国人中的13亿分之一，可就在同一个时辰，全国至少有120个与张亦驰同名同姓的新生儿来到了世上，与他一起共享“张亦驰”这个姓名的权利与荣誉，而且这个姓名可能会伴随他一生。不过，待到他上小学能翻看《百家姓》发现“张”姓还是大姓因而重名特多的时候，他会不会一时产生改名换姓的冲动呢？待到他上中学、触网时，他会不会又多出几个昵称、笔名、别名、网名呢？待到他长大成人，读大学抑或到国外留学，进外企工作或者就留在了国外，他会不会又有了英文名、俄文名或者也“注册”和正式使用了“国际姓名”呢？这些都不得而知，但这些又全都有可能，就看他今后的发展和造化了。我们为张亦驰的美好未来祝福，我们也希望姓名自由的权利能见证张亦驰的美好未来。

　　其实,不止张亦弛和他的未来能够受到姓名自由的时代馈赠，早在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全中国的所有老百姓取名都不再为尊者讳，你甚至可以与国家领导人同名同姓，况且今天，党和政府的民本人本思想更加凸显，民权人权状况更趋改善了。

　　因此，对姓名自由，我们便有了我们的宣言：“我”的姓名“我”作主；“规范”是必要的，但最好不要强制，推荐使用如何？或许，这既能够弘扬传统文化、体现人本人文精神、张扬中国人的个性，又能够为社会生活良好交际、秩序的建立提供更加方便更加和谐的姓名语言环境。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姓名自由”的迷人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