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贾古的礼物“我妈说我有点儿像我大舅，我大舅的一生可有意思了：那时候，我外公去世了，外婆一个人带8个孩子很艰难，大舅是左姑奶奶带大的，左姑奶奶是左宗棠的后人，她用私房钱供大舅念大学，学法律。大舅极其聪明，也很努力，出了名的大学霸，备受器重。后来，在抗战时期，曾为烈士王孝和、名流柳亚子辩护过。但他两次被抓进监狱，知道为什么嘛……”

　　在南京秦淮河畔一间闹中取静的书房，著名作家、编辑周梅森聊起大舅的故事如同说书，绘声绘色、兴致盎然。忽然，他眼睛一亮，话锋一转：“哎，你说，大舅的一生是不是可以写本书？这不仅是他大起大落的个人命运史，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百年变迁史呀！我今年67岁了，人生经验也够，能写这种厚重题材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作家周梅森从事创作的第45年。从十几岁第一次用煤矿包炸药的边角纸写下第一行稚拙又充满希望的文字；到商场浮沉、进军影视，从《人间正道》《绝对权力》到《人民的名义》《大博弈》，近30年里，他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引发好评。千帆阅尽，沧海桑田，难得的是周梅森对写作仍然饱含闪着灵感光芒的真诚与热爱，让人感觉他身上总潜伏着一种昂扬、蓬勃的活力，即使在沉寂之时，也酝酿着更大的爆发。

　　在周梅森家中的书房里，有一面超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他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作品：《沉沦的土地》《庄严的毁灭》等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古早”作品封面已经起了毛边儿，书页泛黄，甚至有些霉味；80年代中后期，他的历史文学顶峰之作《军歌》《大捷》自由地散落在书架的各个角落；他的转型之作《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形成系列齐刷刷地列成一排；而让他名声大噪、有了“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之称的《人民的名义》精装本则傲娇地占据着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现在，“周梅森”这三个字已经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各大出版社都争着抢着出他的书。《人民的名义》平装本已经发行了2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新书《人民的财产》《大博弈》一上市就卖几十万册；之前的旧作，也有不同的出版社在以《周梅森文集》《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周梅森反腐小说精品》等各种方式不断地翻新出炉……其中，他关注当下改革的10部现实主义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催生了“周梅森影视文学现象”。前不久，江苏省作协还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一众文学界与影视界的大腕共同探讨“周梅森影视文学创作”给行业带来的影响和启迪。

　　“但40年前，我出第一本书《沉沦的土地》时很困难，先后2年多，遭到很多家出版社退稿，最后，好不容易出版了，也只印了2000册，三年都没有卖完。那个时候，我写的《军歌》是和莫言的《红高粱》一起获中篇小说奖的，我是当时文坛最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但发行也仅仅这么一点儿。”在周梅森看来，青年作家遭遇“四处退稿、出版困难”这个事儿很正常。“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再早一些，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稿子被退了8年，一篇都没有发表。”

　　在周梅森的老家徐州，很多人脑子里有一个他最经典的“形象”：一个瘦高个儿，背着一个袋，里边全是稿子，在各个出版社游走，推销他的稿子。

　　这事儿，周梅森说他没做过：“民间关于我的传说非常多，都是他们编排我的。”他笑着说，但同时也承认，他曾经非常大胆地给不少出版社寄过稿。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梅森在煤矿半工半读时，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书——《煤乡怒火》，写完之后，直接投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走以后，我就不想它了，开始写下一部作品——《胆剑阁》，写完之后，又寄走了；接着，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又开始了——《进军歌》。之后，又和别人合作写电影，我们一口气儿搞了5个剧本……”

　　就这样，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周梅森用8年写了100多万字，但都石沉大海。“自己当时也就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发誓要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又不是天才，肯定要付出10倍于常人的努力。”周梅森很想得开，不要说投稿受挫，即使别人的嘲笑，领导的批评，甚至父亲的阻挠，他也不当回事。他心想，如果这些东西能把自己打垮，那就什么都不要干了。

　　写了8年，100多万字，都没有发表，还兴致勃勃地写，很多人都佩服周梅森的毅力，问他：“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怎么这么有毅力？”他答：“与毅力完全没关系，因为我喜欢。”简简单单的“喜欢”两个字，给周梅森带来了无穷的力量。那么，他的喜欢又是从何而来呢？

　　“1956年，我在扬州出生，几个月大就随着父母从部队转业到徐州韩桥煤矿。当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我们全家6口人，住18平方米的房子，就靠父母工资生活，缺吃少穿的，榆树皮、柳树芽都吃过，因为营养不良，我年轻时很瘦，还经常生病，得过两次肺结核；在精神上呢，特殊时期，很多书都被禁了，学也都不让上了，半大小子，没什么正事儿，动不动就打架，每天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内心很空虚。”

　　在这种背景下，周梅森偶然看到一本《巴尔扎克传》。“当我看到巴尔扎克又是开印刷厂、肥皂厂，又是写书、当出版商……觉得这人太牛了，原来世界这么丰富，可以做这么多事儿，我突然发现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我不想如同父辈那样在井下一辈子从事一个单调的工作，过单一的生活，我决定像巴尔扎克那样追求多样的人生、丰富的世界，我还要写一部《人间喜剧》，我要用笔改变命运、征服世界。”于是，带着这样炙热的向往，周梅森先后写出了《煤乡怒火》《胆剑阁》……并因此有了信仰，成了巴尔扎克的信徒。

　　因为晚上写小说，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白天上班经常犯困，有一次，周梅森差点儿把命丢了。那是1977年左右，一天早上，矿车把他们拉到井下的工作地点后，他们都应该下车，腾出空车装煤，把煤拉出去。结果，周梅森睡着了，没下车。装煤的师傅开始没注意到，像平时一样用吊车的煤斗往车里卸煤。当煤斗往下放的一瞬间，师傅低头瞥了一眼：咦，怎么车里还有个人？发现他以后，把他一顿臭骂。“因为实在太危险了，煤里夹杂着大块儿岩石，一卸煤，有岩石下来，当场就能把人砸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现在回想起来，周梅森仍然心有余悸，感叹自己命大。

　　但这并没有影响周梅森写作的热情，他继续写、继续寄，有两篇小文终于发表了，并且凭着它们，在1979年12月，他走出煤矿，来到了南京《青春》杂志社当编辑。“我走的时候，我们老矿长就跟我说了：‘你这一走，工资就再也赶不上你的同学们了。’我那时的工资有60多块钱，到了《青春》杂志社，就30多块钱，但我对文学是真喜欢，所以，就出来了。”

　　世事难料，谁也没有想到，在周梅森走出煤矿几十年后，历史悠久的百年老矿被采空了，那里的煤矿工人都下岗了，而成了著名作家的周梅森则被视为“煤矿的骄傲”，当地一座被列为工业文化历史遗址的青石办公大楼，现在成了周梅森文学馆。

　　“不是我有先见之明，我只不过是真诚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信仰，在无数工作中，选择了我最喜欢的工作而已。”周梅森觉得“喜欢”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我在煤矿当工人时，不是好工人，连个班组标兵都没当过；但当作家，却不经意间获得了江苏省劳模。别人觉得我写作很辛苦，我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喜欢和不喜欢的区别。所以虽然我自己喜欢写作，我希望我女儿、我儿子也搞文学，但他们没一个喜欢的，我也不强迫。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不喜欢的事情就绝对不要干。”

　　离开了煤矿，周梅森几乎每年出一本书，从第一本《沉沦的土地》开始，接连写出了《庄严的崛起》《黑坟》等煤矿六部曲，这些作品助力他走进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大门，1985年，他29岁，成了江苏省最年轻的专职作家。

　　后来，他又疯狂地沉迷于历史战争题材，写出了《军歌》《大捷》等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周梅森的勤奋是罕见的，他一写就常常写到子夜，一个小区中，他家的灯往往是最后一盏熄灭的。他的同事曾回忆，见到周梅森，经常看到他眼睛红红的，但他很兴奋：“哥们儿，我昨天又写了一万字，战争进行得极为壮观……”他为写作付出了他全部的热情和心血，他也在写作中获得了极致的快感和满足。

　　常常写到子夜的周梅森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写出了很多好作品，受到巴金等前辈的肯定，但可惜当年书销售得并不理想，收入也不太高，他连写了12年，总存款才13万元。

　　岁月漫长，没有谁的人生是一条直线，也很难人为地去设计。或主观、或客观，各种机缘巧合、诸事杂糅，周梅森后来的职业生涯无形中暗合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之路：一边投入到火热的现实世界中；一边从中汲取丰富的素材，书写当下。只不过，时代背景不同、人生境遇不同，在实际生活中，周梅森要比巴尔扎克成功得多。

　　那时，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下海经商的热潮汹涌澎湃，但当时很多作家还是很高傲的，放不下架子，而周梅森却率直而果敢地表达出他对金钱的喜爱：“这和写作并不矛盾。巴尔扎克是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也喜欢听‘银子哗哗的响声’。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无可厚非。”

　　于是，上世纪90年代初，周梅森怀着创造财富的渴望和他的朋友矫健一起“下海”了。周梅森就是这样的性格，想干就去干，不瞻前顾后，没有精神内耗，而且全情投入。

　　那几年，他干过房地产，搞过运输，同时也成为中国最早的大户室股民。这个过程中，他“呛了不少水”：“最初，我们和亲朋好友借了钱，在广东惠阳的淡水买了3块几十平方米的‘邮票地’，我们看别人建的房子，一层比一层都‘外飘’出来一点儿，也这么干，到六层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推开窗户，都能和对面楼的人握手了，我们都管这样的楼叫‘握手楼’，但建完之后才发现，这个楼没有排水系统，所以这个房子在价格最高点时没卖，错过了时机，后来就卖不出去了，最后赔钱卖，赔到裤子都没了。”

　　之后，他们在跌跌撞撞中一路前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实战中成长。赚取人生第一桶金的同时，也亲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体验了各种人间悲喜。

　　时间来到1994年，周梅森偶然得到一个到徐州挂职的机会，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这段经历让他深有感触，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当代政治题材小说《人间正道》，让他没想到的是，写完之后，因为小说太过线多名当地干部的联名举报，说他丑化、诋毁“人民公仆”，要封杀他和他的作品，他当时又惊又气：“我这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你们对号入座，算怎么回事儿？”之后，这件事的发展走向更是让他大跌眼镜。“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反响很好，还获得多项大奖。结果，想封杀我的这拨人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反转。”这种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让周梅森深刻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文学的本质是人学、社会学，而人心多变、社会幽深，领悟这些要远比他当初弄懂那些文学技巧难得多，也深刻得多。

　　这些领悟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随后，他的《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现代政治经济题材长篇小说鱼贯而出，并走上了作家、编剧、制片人身兼数职的“多栖之路”，他的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登上了彼时“作家富豪榜”。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2017年3月，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播，迅速成为现象级的“爆款”，这让作为编剧和原著作者的周梅森迎来了人生最耀眼的高光时刻，红得发紫：写中国政治经济小说，无人能出其右。之后，他又乘胜追击，推出了大热的《突围》和《大博弈》。有人评论说：周梅森写改革、写政商、写人性、写群像、写时代，他把自己的书桌放在社会上、大地上，描绘当代中国的高歌猛进、风云激荡。他的这些作品特色鲜明，真实而又深刻，与其说是他用文字书写的，倒不如说他是用真金白银和血淋淋的伤痛换来的，因为有了切肤之痛，所以才直抵人心，才能成为“爆款”。

　　北京一家媒体有个喜欢写作的年轻人，因为看到周梅森的经历，辞职走向了作家之路。他说：“周老师的经历让我看到作家不一定是穷书生，也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在他看来，从人生的角度，周梅森的价值被低估了：他的身上有一种让“草根”钦佩的“平民英雄”气质：执着、勤奋、勇敢、坚韧……

　　说到这一点，周梅森自己也很感慨：“现在想，自己的经历是一个很荒唐的故事，一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煤矿穷小子，家里没有任何文脉基础，竟然要当作家，想当中国的巴尔扎克，这比一个士兵要做将军还要荒唐，怎么可能呢？但时代给了我机会，让我可以自由生长，我也足够勤奋，足够有勇气，走了一条很少人走的路。”

　　然而，自由生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周梅森的人生中经历了很多打压与伤害，他从来都是粗粝地大口大口“吞下”，然后抹抹嘴，继续往前走：“后来那些苦比起在煤矿上吃的苦，都不算什么，最坏的时候，我就想，还能怎么的？大不了回矿上挖煤去。”

　　《人民的名义》中，有这样一条故事线：大风厂厂长蔡成功在银行贷不出来款、高利贷追债的无奈之下，以大风厂的股权作质押，向山水集团借钱，但最后借款还不了，股权就归山水集团了，企业员工和小股东的股权都打了水漂……这个故事的来源就是周梅森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时，他入股一家企业，但因为受骗，股权被质押了，他的那部分股权全部损失掉了，半生积蓄灰飞烟灭。

　　“我比较自豪的地方是，命运把我打到谷底，我还有本事再起来。那么，经历这个股权被骗的事儿后，我写了《人民的名义》，又写了《人民的财产》《大博弈》，一部部地写，损失的钱又赚回来了。现在想想，既然老天给了你一份苦难的经历，一定是有价值的，没有那段被骗的经历，我不会去研究股权抵押、收购这些问题，也不会有《人民的名义》，或者写了也不会那么真实、深刻……因为我亲身经历了，有些里边的秘密，你不在里边，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

　　周梅森说，他的一些朋友，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一直走不出来，几十年都生活在里面，甚至思想也有些偏激，忽略时代进步的一面。“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不足，就像我在《中国制造》中写的：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直面真相的勇气，敢于写出这些事实，但不能否认整体社会的进步以及改革开放的成就。”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作家周梅森从事创作的第45年。回望走过的路，周梅森感慨万千：“人民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这个必须充分肯定。作为一个作家，一定要客观：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要分开看，不能把自己一些个人的经历写成社会的普遍现象，更不能否认这些客观的进步，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我也经常反思：我觉得，我这些年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有市场、有生命力，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客观，经得起各方的推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有人认为周梅森这样说，是因为他现在生活好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他强调：“其实我‘腰一直很疼’，而且从小就‘腰疼’。因为我是从底层出来的，经历过那种贫困的日子，过去几十年，出门在外，再渴我也舍不得花钱买水喝。但贫困怎么办？遇到问题怎么办？要想办法解决，要有行动，我一直是积极地面对问题的。现在一些人对生活的抱怨，坦率地讲，我是不以为然的，老天没有义务给你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生活和精彩的人生要靠自己去创造。”

　　“我大舅经历了那么多事，但他一直很乐观、很有激情。后来在一所大学教书，80多岁了，还热心参与社会事务，走不动，被学生抬着去。多有活力，多了不起。”周梅森欣赏积极、充实、丰厚的人生，而他自己，也把过往活成了一部跌宕起伏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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