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徐网tsz4前不久，我如释重负地交掉一篇稿子，只想逃跑，一跃而起买了张机票从广州飞到上海，地铁转自行车冲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宛平南路600号的绿色路牌下龇牙咧嘴地对出六字接头暗号，这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我把在路牌前手舞足蹈的视频发给几位相熟的朋友，内心涌起一股轻松的愉悦：看，我在这儿，我是不是可以歇会儿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距离抑郁症只差挂个号进医院，这在当下似乎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我们一面想要为“要搞砸了”“想停下来”寻求一个解释，一面又惧怕真的被贴上白纸黑字的精神问题标签。在这样薛定谔式的抑郁中，我认识了一位“过来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东北女孩李四季。

　　她先转述给我一个“很新的观点”：“就算没有被下疾病诊断，也完全允许脆弱和低谷。”从被抑郁情绪击垮制定了周密的自杀计划，到线年时间。好消息是，感觉重度抑郁不一定是抑郁症；坏消息是，她最终确诊了双相障碍，住过26天院，现在每天要吃24片药。

　　她又身体力行地告诉我：“就算不正常也没关系，能治。”她形容自己的中学是“没有医生的精神病院”，大学又轮番遭遇挂科、延毕，症状“五彩斑斓地发作”，日子过得像《变态心理学》的目录。但仁医、良师益友将她从深海捞起，她写作、跳舞、讲脱口秀，“快乐的事情，我感谢生活；不快乐的事情，我感谢生活提供的素材”，把社交媒体账号“在精神病垂类彻底养成”，从病耻第一名变成了“精神暴露狂”。

　　她给自己的公共表达作了解释：“不希望别人把我的苦难看得太轻，也不希望我把自己的苦难看得太重。”十年病史，重要的可能不是“克服”抑郁和躁狂，而是怎样与自己的内心乃至这个世界相处。双相是一个我们应该修补自己生活的信号，活过来，把自己打碎后再拼起来，就已经是史诗般的进步了。

　　我对第一次去精神科问诊的样子记得特别清楚，那是2021年9月26日下午1时半，在我老家沈阳的陆军总院，医生说我是“焦虑状态”，我说我不想吃药，她给我开了18盒中成药。

　　在已知异常的前提下，这似乎是最轻的诊断，亲友皆大欢喜，而我啼笑皆非。这好比我被车撞了，浑身是血地爬到医院，“医生，救救我吧！”医生哈哈一乐：“没事儿皮外伤！”然后大手一挥给我开了18盒创可贴。

　　但误诊也有我的责任，也许病耻感捂住了我的嘴，因为我本能觉得对一个陌生人坦白“我13岁就抑郁了做了自杀计划想跳楼”这件事太荒谬，这天早上九点半才睡着的我只告诉医生，我从两年前开始失眠，这几个月还吃不下饭。

　　我大学阶段显著的失控的确是从2019年开始，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挂科后，我不自知地落入一场又一场盛大的崩溃，白天喘不匀气，晚上睡不着觉。我开始擅自服用褪黑素，但就算吃药也会清醒地躺到凌晨四五点钟，勉强活着。

　　最初产生就诊的念头是在抑郁剧烈发作的2020年10月，我躺在床上，走马灯一样地思维反刍，依着中学同学的推介找来了SDS抑郁自评量表，结果是中度抑郁。当时面临4门专业课结课考试，我想拿个诊断申请缓考，但既害怕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不被确诊，又害怕确诊后我无法接纳自己的病情，最终我还是没去医院。

　　连续逃避补考和重修后，我来到大四的关口，高数补考再次挂科，线代我直接在开考前落荒而逃，错过了如期毕业的最后机会。考前考后我不知打开了多少次量表，结果都是非常稳定的重度抑郁，我受够了，如果确诊了抑郁症就休学治病。

　　我又补了一句：“我今年看完辽台春晚和央视春晚都躺在床上半哭不哭的。”医生笑了，她在笑我，我感觉被冒犯了。

　　“没有！”我知道她要问什么。2021年5月，我为了写韩剧《窥探》的剧评购入了一本讲心理变态的《天生变态狂》，这本书的作者患有“躁郁症”，也就是双相情感障碍，我开始把自己的一些表现和“轻躁狂”对应起来。

　　“我多给你开了一个量表，因为我们要排除一种可能性。”“是双相吗？”我接道。

　　“你还挺懂。”轮到我笑了，我随即回避了所有涉情绪不稳定与暴力倾向的选项。毕竟，谁会真的想自己被认定为六大重性精神疾病之一呢？这是要上报的，跟一辈子。

　　就这样，我拿到了“焦虑状态”的诊断。我问医生，SCL-90症状自评量表里抑郁均分4.0怎么解释，这个分数高得吓人，她说这是焦虑引起的抑郁情绪。仅仅是抑郁情绪吗？

　　“喝醉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醉了。”甘医生画出一条剧烈起伏的波浪线，是我双相情感障碍的心境图表。他继续解释：“首先，你的情绪不稳定。其次，抗抑郁药对你不起作用。然后，你的抑郁症状不典型，有两极化的特征，既嗜睡又失眠，既厌食又暴食；抑郁还有季节性，秋冬抑郁，春夏自行缓解。”

　　我还是操纵了量表，心境障碍问卷得分是个有点虚假的0，但我坚持说全了8年病史，甘医生也从半小时问诊的蛛丝马迹中把我揪了出来。

　　“你每天都抑郁吗？”“不是，它偶尔会给我放几天假。”这是一会儿抑郁一会儿躁狂的快速循环。“我抑郁的时候会强迫自己运动。”这是既会抑郁又会躁狂的混合发作。单纯抑郁的人想死但无法行动，抗抑郁药会加剧我的循环和发作，让我在想自杀的同时又有能力去实施。

　　“那这次怎么写？”我的确很担心重性精神病这回事，即使误诊已经令我病情加重。

　　“先写得笼统一点喽。”甘医生在病历上写了“心境障碍”，在过去的诊断标准中，抑郁障碍和双相障碍同属心境障碍，不必上报。

　　“那就不用了。”住院要花钱，可我们家已经在贷款了，因为卷入了一系列官司，官司的开头是我有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病史的舅舅跳楼身亡。我知道20年前，我妈也曾带舅舅进过精神科，精神障碍是对我们家族的诅咒。

　　时间回到最开始发病的初二上学期，我13岁，开始喜欢晚上躺在床上发呆早上再写作业，盯着天花板生命在流逝的感觉让我着迷。混沌的黑夜转明，梦里也在写作业，醒着也在写作业，心脏开始不舒服，我妈气急败坏地把不锈钢碗扔到我脚边：“小小孩儿怎么就这样了啊？”

　　我在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考砸后，第一次做自杀计划，那一天，我无数次想象自己混在放学的人流中，躲开来接我并要骂我的爸妈，吃加黑椒酱的手抓饼，再吃麦当劳……然后站上某栋高楼纵身一跃，但老师拖堂了，我的计划从第一个逗号起即告夭折。自那之后，每当我看见窗台、铁轨、河流，都会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

　　我捏着病历和处方笺走出甘医生的5号诊室，去门诊西药房取药，仿佛宇宙中只有我在漂浮。阿立哌唑口崩片，手心里深蓝色小小一盒，我曾惧怕药物的副作用，但眼下不吃我可能会死。

　　如果要试着找原因，我这个病的毛线团，线头在我的中学——东北育才，一所结合了人大附中和衡水中学两所名校特征的超级中学，东三省最好的学校之一。我毕业时班上有18个在籍高考的同学，据我所知有精神问题诊断的就有6个。

　　我有一位学长叫郑执，他是个作家，在作品里反复书写自己纠结拧巴的中学时代，说：“我青春期最剧烈的精神困苦，就在那几年。”他在写精神病题材的小说《仙症》里，放置了连续三个月不说一句话的真实情节，拿了奖出了名，简直是我的嘴替。

　　从2011年我有幸参与这所学校的一项超常教育实验开始算，我在这里待了7年。

　　这项实验先是在全沈阳市四、五年级报名的数千名小学生里，通过初试筛选出前240名左右进行复试。复试是为期一星期的试读，由初中部、高中部或超常教育实验部的老师进行授课，语、数、外、物、化五门科目较为固定，政、史、地、生和日语、法语也会在不同年份成为考核项目，前80名初步入选超常教育实验部。

　　这80名“超常儿童”在经历一学年的教学、不定时的试读和最终的分流考试后，会有30名“幸运儿”正式升入超常教育实验部，在四年后参加高考。与我同时参与实验的，就有后来的一名16岁的沈阳市高考理科状元。

　　这一学年里，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分流考试的时候，有一位同学说她在练习册上做过阅读原题，练习册的名字叫作《3年高考 2年模拟》。世上也没有那么多爽文，我有次考了年级倒数第一，有两个同学凑上来问我考倒数第一有什么感受，后来他俩一个去了剑桥，一个去了北大。

　　我坠落回常态班，念完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但我依然活在比较中，大家又很精英贵族，又会拼了命搞成绩，不管在哪个向度，我都觉得自己是不可回收垃圾。

　　高一的时候，地理老师问我们知不知道巴黎气候大会，有位同学直接举手说她要去，后来她上了斯坦福；我下一级的学妹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理科裸分680在清华学医。许多人从初中开始刷托福，我初三下学期的前桌后来去了耶鲁，还有日语特长班的同学高一就会考N1，每年有十几个人会去东京大学。

　　那时学校有一句口号叫作“停水停电不停周练，断粮断草不断月考”，几乎每天晚自习都有考试，周周排名，周练又尽是些偏、难、怪的题目，每周末都发一张反馈单，印好班级大榜，外加各科反馈，要求家长签字，学生和家长都绷紧了神经。

　　熬过初二的发病、初三抑郁混合愤怒带来的暴饮暴食，我终于在高一那年做了心脏预激综合征的射频消融术。心脏病确诊那天，我在医院洗手间镜子里看见我毫无血色的嘴唇和面颊融为一体，内心充满了矛盾的快意——原来我不是无病呻吟，我的痛苦事出有因，错的是你们！这种感觉，我在双相确诊时竟有了再一次的体会。

　　我的姐姐高考失利转而复读，这样的焦虑和恐惧一直笼罩我到高考。高二分文理后开学第一天，我拿着高一下学期期末九科年级大榜，把全班同学的文科六科成绩算出来，我第三——我觉得我上不了北大了，我完了。

　　我在那天晚上的第一节晚自习开始哭，怕影响别人学习只能很克制地哭，之后我就不上晚自习了。我太害怕排名了，逃避了晚自习，就意味着逃避了周练，紧接着，又逃避了阶段考试。我厌学，经常畏惧到起不来床，后来在正课也哭，但没有一个老师会为了我的眼泪停下来。

　　这次抑郁一直弥漫到高二下学期，直到高三年级的沈阳市二模出分，有位学长的父亲急火攻心晕倒后，头磕到电视机角去世了。我突然警醒，我至少得先活着。

　　后来我向甘医生求证：“高二够不够重度抑郁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够了，你以为还不够重吗？”

　　高三时我又开始断断续续地崩溃，有位同级同学跳楼身亡。有人觉得很好笑，当成“大爆梗”来讲。没人在乎一个人的生命，他们只把他当作游戏中淘汰出局的弱者。

　　即便我用尽全力考上大学，商学院所谓的全面发展也是绩点、实习、科研、雅思的全面发展，仍然蕴含着量化的比较。我们从未被告知如何体面地成为自己、如何接纳和关爱自己，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内化了“反馈单”这种机制，绩点低就低人一等，体重重就不配拍照，过得差就不要活着。

　　但哪有人一直是强者呢？“弱者”活在阴影里，“强者”害怕跌进阴影里，大家都是一样的恐惧。我们小时候下苦功走进东北育才宇宙，长大了又要竭尽全力走出，明明病的是这个系统，不只是我们。

　　我仍活在东北育才PTSD中，并隐隐感到一种宿命感。讲个地狱笑话：我还记得高一准备分科的时候，一个朋友在背后讲我，学文科的都是精神病！嘿，我心想，小小年纪，看人还挺准呐！

　　还有一种好心的误解是，双相对应着某种“天才”，梵高、海子、海明威都是双相。有朋友对我进行心理疏导，但是一疏我就“倒”了——他们三个最终都死在了自己手里，比起创造力，还是生命更重要。

　　从2021年开始，我就盘算着把这些事放到我的段子里，开放麦（脱口秀的一种形式）第一个五分钟是我用生命体验写出来的，效果还真不错。

　　比如，纷繁多样的躯体化症状，有一次是从耳后延伸到脑瓜顶上，然后滑下来连到手肘都是发麻的，麻了一天半。还有手抖、耳鸣、干呕、腹泻、心悸、食欲不振、不停打嗝……我可能一顿饭会打上百个嗝，感觉吃饭都没有尊严。

　　而且它们还有开盲盒般的随机组合，我真的试过在食堂的厕所隔间，一边窜稀一边打嗝，好怕旁边伸出个脑袋问我：“吃饱了没？”

　　有相当多演员，跟我同病相怜，比如单立人的夏夏是重度焦虑，笑果的王梓晗是重度抑郁。可能这个行业本身就要求演员对生活敏感，敏感的人会更容易有精神问题。我喜欢的刘旸教主已经双相9年了，他也讲脱口秀9年了，他说他是“精神暴露狂”，我现在觉得我也是了。

　　我带着某种责任感握住麦克风。大众对精神障碍常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讲躯体化，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患者们遇到的不是“想不开”“不高兴”这么简单的困难，至少他们还需要应对身体的不适，而这些不适甚至是很滑稽的。另外，我还可以通过笑声和观众建立一种连接，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就是生病了而已，人都会生病，还不是所有病都这么好笑。

　　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我在大学阶段有所改变。我选修心理学的课，在组织行为学和社会心理学课上分别认识了学院的秦老师和王老师。我常说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救命”，他们一直站在我这一边，尊重我、倾听我，我面对疾病确诊东拼西凑的勇气，很多来自与他们的交谈。

　　我也终于在确诊后，遇到了我的心理咨询师朱老师。起初回忆东北育才，我会控制不住地心跳加速、声音发抖、手脚冰凉，朱老师说“在自我和环境的剧烈冲突下生存很多年，人是一定会生病的”，让我觉得有被接纳到，要先打开创伤、承认创伤再逾越创伤，我想我开始有能力面对这七年了。

　　2021年底确诊当天，我就下单了甘医生（以下称他为“阿甘”）的科普书籍《双面人生：双相障碍解读》，知识很快消除了病耻感，我甚至想着复诊一定得跟他要个签名，没想到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能成功地抢到阿甘的号，药也很快没了，我不得不转向精神专科医院。

　　2022年春节我回到老家，医大二院的医生先怀疑我有没有轻躁狂，后质疑我的抑郁够不够诊断标准，最终以我“药源性焦虑”的名义让我减药。大四下学期的4月我申请延毕后就没有回广州，那时爸妈的病耻感还在，就拿着他们的身份证去精神卫生中心区级院区，挂号开药。

　　半年多没有复诊，8月底我回到广州，专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做出了误判，把轻躁当成了焦虑，开了抗焦虑药。

　　换药后我先是嗜睡，想要旁听的组会在晚上9点，我提不起精神，结果看见同学们都在生龙活虎地讨论，我就像一座孤岛，但同学们连成了海洋。我负气地想，这个世界就是依据正常人运转的，设置的组会时间简直是歧视，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霸权。

　　参加组会要自己打印论文。我又想起我一度无法待在人多的地方，某天进了校内打印店四次，也没能打印出来两篇论文。最终我去了校外打印店，还只敢去比较远、人比较少的一家，正常人会知道打印论文都那么难吗？

　　我察觉到换药的副作用。9月28日，我乘了21站地铁去专科医院，加上候诊，从宿舍到诊室花了2小时19分钟，但问诊只有6分钟。这次我还带了同在做心理咨询的学妹一起看病，学妹是初诊，主任医师问她：“你有没有特别兴奋的时候？”又是这句话！我警铃大作，意识到如果落在他手里我会继续走弯路，我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回到学校，我又跟朱老师产生了小矛盾。我觉得她无法理解我对阿甘的感情，虽仅有一面之缘，但我依然将他视作我第一个信赖的精神科医生，我的救命恩人。愤怒，易激惹，我知道症状对应什么条目，但我无法控制。我将一点摩擦上升成对整个正常人群体的敌意，看到小鸟落在地上我想要上去踩死，还想吞药自杀。

　　我哭了，朱老师也哭了，她坚持要帮我挂号。9月30日晚上，我被通知加到了阿甘10月5日的号，走了学校的绿色通道，整个过程似乎十分兴师动众。

　　有前辈告诉我，脱口秀讲双相的时候，一定要跟观众强调自己已经好了，否则会冷场。

　　我知道，这次阿甘会正式下“双相情感障碍”这个诊断，但他的5号诊室就像我最后的一个港湾，他温柔平等，可以看穿我的痛苦，所以我在他面前不必伪装。

　　“这么断断续续地治，要不住院吧？”问诊到一半，他这么说。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住院的诊断更为精细，上报就上报吧，否则我不知道失控的自己会做出什么事。

　　我住进了中山三院精神科二区的平房，这很容易理解，怕患者跳楼。病友们总有一批愁容满面，也有另一批喜出望外，躁郁中浮沉的大家背负着各自的苦难，但好在这里是不需要比较痛苦的奥林匹克。我在住院部这里安心当了26天病人。在医院里，所有人都希望你好，外面很少有这样的情形了。

　　住院调药要比门诊方便快捷得多，经常一天一调，可以实时监控疗效与副作用，也方便一点点加药到治疗量。除了药物治疗，还会有物理治疗。我们每天都要“夹耳朵”（低频脉冲电治疗）和“敲脑袋”（经颅重复磁刺激治疗），有需要的患者则要接受“电疗”（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我没有做过，据说做过后会无从选择地失忆。

　　不过，我最喜欢的环节是医生查房。周二、周四上午阿甘作为主任医师会带队来，颇有点气派。有一次我拉着病友给他喊应援口号：“妙手回春甘医生，双相杀手甘医生！治病救人甘医生，和蔼慈祥甘医生！”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太躁了，太躁了，哎呀！”后来我们把这当作一个梗，彼此叮嘱说不要太兴奋，太兴奋不给出院了。

　　我对阿甘异乎寻常的赞美，可能旁人是很难理解的，可在我遇见他之前，我得了8年的病。谁都不能否认精神类药物副作用很大，可我太想好起来了，我把最后的信任交付给他，于是我就好起来了，在医患同盟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可以近乎正常地生活，简直不可置信。

　　临近出院，好多医生都看出我“舍不得”。我给阿甘写了感谢信，说“住院是为了出院，吃药是为了停药，问诊是为了再也不问诊……我们相见就是为了别离”，医生有太多患者，任何偏向都是对他人的不公，我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份特殊的意义，并且我会珍惜这么好的条件，继续坚持门诊，继续在系统规范的治疗中巩固康复。

　　后来，我还邀请阿甘当我梳理治疗过程的“精神病文学”的“二作”，没想到他竟会在值夜班的时候，快凌晨一点写了两千多字的信给我鼓励，还不忘科普老本行。他特别指出了国家报病制度的边界，报病以及接受社区管理均有严格的患者个人隐私保护条例，患者的疾病信息，仅用于疾病管理。只有高危自杀风险或者可能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险的患者，才有可能被限制出行。

　　而且，报病更多的是给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一项福利政策，比如门诊可以申请Ⅱ类门诊特殊病，一次性开药能开1个月，而非门诊特殊病的慢性病患者，一次性开药最多只能开14天。我就是受益者之一，办理门特可以报销掉大概70%的药费，这是一笔巨款。另外还有社区医生的定期随访，如果是社会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可以申领残疾证，届时不仅所有的检查和治疗费用全免，每个月还有生活补助。

　　阿甘还在信里回应了对精神药物的误解。很多患者觉得，吃药会“上瘾”“断不了尾”，会“变傻”“变胖”，但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不仅能让患者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还可以促进认知功能的康复、重塑神经细胞，不良反应是可以通过个性化的用药选择、合理的药物搭配来规避的。

　　他在信中又一次告诉我：“在疾病面前，我们除了直面应对外，哪里还有退路可言？即便需要长期服药，如果能实现症状的缓解、社会功能的全面或部分恢复，也总比整天遭受病痛折磨甚至因自杀英年早逝要强。”

　　在这个暑假离开广州之前，我给阿甘做了个“双相杀手”的灯牌，还送了他锦旗。绞尽脑汁，我写了“妙手回春救我狗命，抢号王者苦尽甘来”，这是个双关，毕竟阿甘每天只有20个号，想要挂上“无他，唯手熟尔”，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甘才能来。

　　他很可爱地对“狗命”表达了强烈不满：“把自己说得这么贱不行的，自己要尊重自己呀，怎么能是狗命呢？不好，不好，不能把自己这个命看得这么薄，命比啥都贵的。”

　　对于过去的我，双相是个庞然巨物，张牙舞爪，追着我跑。但双相在逐渐变小了，我只需要每天和它“早上好”“晚上好”，然后吃几片药，就能与它和平相处。

　　我喜欢电视剧《仁医》的一句台词：神明只会给人能跨过去的考验。我把双相看作人生旅途中一份不能拒绝的纪念品。它给我带来痛苦，也在痛苦中让我意识到，吃好睡好的普通日常是多么宝贵，还教会我珍惜善意、珍惜爱。

　　现在我也在帮助别人了，我去录播客、当科研课题的被访者、带没有勇气的患者看诊，希望能对精神障碍群体做一点贡献。我可能觉得自己会有一点擅长写东西，虽然肯定不是一流的好，三流的好都算不上，但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我分享的就诊经验中获益，这让我看到自己的价值，脱离了数字和比较，我重新找到了幸福的答案。

　　告别前，我让阿甘给我写寄语，原本想的是“凑合活着”，但他拒绝了，最后他写的是对所有人都最重要的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