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市水利局黄梅芳据日本媒体报道，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去世，享年88岁。他是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也被认为是一位极其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思想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影响，有着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子，同时，中国的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把从不同文化中获得的养分汇聚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文字展现着生活在不同角落里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提醒人们，在面对人类灵魂中的黑暗和生命中的无数挫折时应该怎样自处。

　　2009年1月16日，位于北京阜成门的鲁迅博物馆内，人们突然发现，在此走访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不见了。经过一番寻找发现，原来，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旁边的一侧蹲了下来，泪流满面。后来，在观看鲁迅手稿时，他也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绪失控，影响身边的人。在大江健三郎心里，一直将鲁迅视作精神导师。

　　多年来，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互动频繁。他从1960年起开始来中国走访，据不完全统计多达6次。他曾受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接见，与巴金、莫言这些作家也成为忘年交。

　　大江健三郎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到过中国，在北京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父亲还给他讲过茴香豆的“茴”字是如何写的。在他9岁时，酷爱文学的母亲送给他一本岩波文库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少年时期，他就对《孔乙己》这篇小说印象深刻，也想长大后成为小说中那个“讲故事的少年”，去观察社会和人类。

　　23岁，大江健三郎受到鲁迅短篇小说《白光》中一段情节的启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小说发表后，他兴奋地拿给母亲看，但母亲不为所动并对他说，她曾经希望他以鲁迅的《故乡》为标杆进行文学创作，但他的水平还差得很远。

　　大江健三郎严格按照母亲给予的高要求去践行成为职业作家的梦想。很快，他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1958年，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此后10年间，他不断有优质作品问世。1967年，他的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轰动文坛。故事通过具有神话色彩的表现方式建立起现实与历史的连接，虽然他没有提到这部作品与鲁迅的联系，但很明显，这种手法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960年，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访华就见到了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人，还品尝了北京烤鸭，对中国文化有了第一次直观了解，也结交下这些作家朋友。2005年巴金去世时，大江健三郎撰文悼念称：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友情更让人津津乐道。早在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世界文坛推荐莫言的作品，甚至很早就发出预言，认为莫言一定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2年，大江健三郎终于来到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与莫言的家人见面，一起吃饺子，相谈甚欢。大江健三郎觉得，他和莫言都是从自己出生的小村庄出发，把离开家乡后的感想和伤痕通过文学手段推向世界，从这一点看，他们二人十分相像。莫言觉得大江健三郎如鲁迅一样，也在寻求“绝望中的希望”。晚年的大江健三郎依旧视鲁迅为精神导师，甚至随手就能引用关于鲁迅的句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教授许金龙是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文版主要译者之一，也是大江健三郎的好友。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传来，他难受了很长时间。

　　即便不是文学爱好者，对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也不会感到陌生，在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序列中，大江健三郎的中文版销量虽然一直不低，却仍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热度远不如他的同胞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人。

　　如果说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是“美丽的日本”，那么大江健三郎笔下的日本则是“暧昧的日本”。正如大江健三郎自己曾在演讲中提到过的：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正是这个于现代化进程中在东西方夹缝中身份“暧昧”的日本人。

　　种种因素叠加，使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知识界大受欢迎，却一直无法彻底走入大众视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在日本甚至全世界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并未全部在中国出版；他的一些作品在全球范围内被改编成影视剧，总体而言反响也较为平淡。大江健三郎自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一次在北京参加活动时曾调侃，对村上春树在中国被讨论的热烈程度，他甚至有些“嫉妒”。

　　近年，中文翻译界正在马不停蹄地译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可惜的是，作者本人却在成果出版之前离去了。许金龙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进行大江健三郎文集的翻译工作，文集总共要出四十卷本，其中第一辑十四卷本即将出版。许金龙说：“我们要沿着大江先生未走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他尚未做完的事我们来做，能做多少算多少，能走多远算多远。”

　　大江健三郎出身于富裕的农村家庭，生活环境优美，家中还有大量藏书。如同母亲对他严苛的希望那样，大江健三郎对自己写作的要求同样严苛。他认为，文学不应止于描摹现状，希望自己的文字不仅仅是书斋里的游戏，更要直指现实，探索出一条精神的路。

　　20世纪60年代，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出生，却患有先天脑残疾。为了给孩子治病，大江健三郎耗费了极大的心力，但是收效甚微，他自己也差点为此轻生。在他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等作品中描写了这种内心的煎熬，其中有人性黑暗、恐怖的一面。但最终，主人公依然选择战胜这种灰暗和煎熬，坚持着走完人生的路。

　　事实上，大江健三郎的文字也影响了他和家人的生活选择。大江健三郎和妻子一直坚持为儿子治疗，三口人一直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他都要帮助行动不便的儿子盖上毯子，这件事仪式般地持续了很多年。后来，大江光奇迹般地克服了先天残疾，成长为日本知名作曲家；大江健三郎也在儿子激励下，走遍广岛地区进行调研，并完成了《广岛札记》的写作。这种由挫折而来的力量似乎一直在激励着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江健三郎又持续创作了近30年，打破了日本人常说的诺奖“死亡魔咒”。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访问中国时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座谈。他的一生都在反对军国主义。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郎从柳 摄

　　大江健三郎的一生充满矛盾。他笔耕不辍、自律，追寻和平、反战与美好的事物，这是他的光明面；同时，他也会被重压压垮，时而抑郁发作，陷入内心的晦暗，甚至需要依靠酒精帮助睡眠，这些是他内心的黑暗面。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个普通人。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副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时常显露出幽默甚至有些滑稽。

　　大江健三郎并不是一个被符号化框定的作家，而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人。人们即便现在读不懂他，也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走近他，与之共情。或许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会在中文世界掀起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力。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予他的授奖词是这样写的：“以富于诗趣的表现力，创作出虚实结合的世界，以震撼读者心灵的方式刻画出现代人的困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