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能绿柱石切格瓦拉是谁？即便不知道他的大名，但那炯炯有神的凝视，你一定见过。

　　20世纪，他由革命领袖变成了全球“顶流”偶像、反主流符号，西方媒体称他为“的堂吉诃德”“尘世的耶稣”。21世纪，人们依旧把他的头像印在T恤上、水杯上，却少有人在意他的言论、理想，不关心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时代风云变幻，但这个悲情英雄注定不会被遗忘。鲜为人知的是，在他仅39年的生命中，不仅用血色浪漫铸就了世纪，还曾作为古巴前领导人，两次到中国寻求支持。回首这段逐渐解密的历史，或许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个更真实的“切”。

　　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是切格瓦拉。

　　《时代》称“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当代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卡斯特罗是革命的拳头；切格瓦拉则是大脑，他是古巴向左转的主要负责人”。

　　文章还特别提到，“他是最有吸引力，也最危险的人物，脸上挂着忧郁而又温柔的微笑，不少女人觉得心都被他勾走了。切冷静而又精明地掌握着古巴的方向，他能力非凡，智慧超群，有敏锐的幽默感”。

　　格瓦拉能够出道即巅峰，可谓时代风潮使然。整个1960年代堪称反叛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左翼思潮空前高涨，西方抗议浪潮和第三世界革命是世界的主旋律。

　　在这一背景下，古巴“奇迹”具有标杆意义：一群年轻革命者，核心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单凭勇气和决心，仅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在美国深耕半个世纪的后花园，实现了翻盘。

　　在这些革命者中，格瓦拉被称为“天才的游击英雄”：仅率148名战士，在一年中横扫整个古巴岛，战胜了数万名美式装备的政府军；以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赢得了圣克拉拉一役的决定性胜利，致使独裁者出逃。他率部进入哈瓦那时，手下也只有300余名士兵。

　　革命成功后，格瓦拉在古巴军政两界身兼数职，他是要塞的铁血人物，是医生、战士出身的工业部部长，还是一身戎装、年轻的国家银行总裁。

　　为什么卡斯特罗把古巴的经济命脉都交给他？在古巴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一次开会，卡斯特罗问大家，谁是搞经济的？格瓦拉立刻将手举得高高的。没有犹豫，卡斯特罗立刻任命他为国家银行总裁。散会时，卡斯特罗才将格瓦拉叫过来，问他，“你什么时候成经济学家（Eleconomista）了？”格瓦拉纳闷道：“什么？我当时听你明明说的是者（Comunista西班牙语）！”

　　国家银行发行新钞票时，依惯例，总裁必须签字。格瓦拉没有使用全名，而是在钞票上看似随意地签下了“Che（切）”“切”是阿根廷人打招呼的口头语，相当于中国人口中的“老兄”“哥们儿”。

　　格瓦拉本是阿根廷人，1955年参加古巴革命后，从卡斯特罗到普通战士都亲昵地称他为“切”，把他看成古巴战士中的一员。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特地颁布法令，授予他古巴国籍，格瓦拉索性改名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他说过，“在取得切这个名字以前的每一样东西，我的姓也罢，名字也罢，都是个人的、微不足道的”。可见，他把古巴革命视为毕生事业的开端。

　　真正让格瓦拉成为国际焦点的，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从新政权草创开始，他代表古巴频繁参加国际会议，在公开场合，抨击美帝是他的保留节目，怒怼强权的酣畅，配上仪表堂堂，“自带流量”也就不足为奇。

　　和以往的革命者不同，格瓦拉身上还有文化偶像的特质。和他有过互动的记者，在报道中都不会忽略对其魅力的描述，诸如“气场堪比摇滚明星”“与其说是列宁，不如说是列侬”。

　　1960年2月，卡斯特罗邀请欧洲文化界人士到古巴访问，包括萨特和波伏娃、毕加索、布雷东等人。此时，萨特已经55岁，不仅是“存在主义之父”，还是个对革命充满好奇的人，先后走访了苏联、中国等地。

　　萨特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银行总裁先生，他接见客人的时间很奇怪，定在半夜。两三个小时的会面后，萨特说，“格瓦拉是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他的每句话后面，都蕴含着很广博的知识。”在他死后，萨特给出了更高的赞誉，“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3月4日，萨特亲眼目睹了法国军火船在哈瓦那港被炸的一幕。爆炸后，格瓦拉奋不顾身地要上船去抢救军火。那一刻，人们都认定，这肯定是美国人搞的鬼，这样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借口古巴搞，对古巴进行制裁了。

　　第二天，卡斯特罗在革命广场演讲，痛悼100多名罹难者。格瓦拉本来站在后排，某个瞬间，面前的人墙偶然打开个缺口，后排的格瓦拉上前一步，放眼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望去。

　　摄影记者科尔达的镜头恰好扫过，“看到他怒火冲天的样子，我有些害怕。我好像条件反射一样按下快门，然后又照了一张，不过还是第一张最好。”

　　就在他准备第三次按下快门时，人墙合上了，格瓦拉消失在取景框中。这是格瓦拉那天在主席台上唯一一次露脸，前后不超过十秒。

　　这张难能可贵的抓拍，后来成为反叛的象征，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甚至被称为复制和消费最多的影像，超过《蒙娜丽莎》。而在当时，这张杰作却被《革命报》编辑退了稿，只有卡斯特罗、萨特和波伏娃的合影登上了头条。

　　早在1959年4月，古巴革命刚成功时，新华社记者、后成为新华社副社长的庞炳庵就与同事孔迈在军事基地采访了格瓦拉。两个多小时采访中，格瓦拉详细介绍古巴革命胜利的过程、经验和问题。

　　临别时，他歪过头去，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游击战的油印小册子。“我是的学生。”他说着，把小册子送给中国记者，并强调“这可是古巴游击战争时期在前线印的”，“是来自中国的粮食”。

　　1960年7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古巴，负责接待的也是切格瓦拉。

　　“在古巴的第一个星期里，我几乎同格瓦拉朝夕相处，白天会见、会谈、签约、参加集会，晚上经常一起出席各种社交活动。”黄志良那时还不是大使，而是代表团团长、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的翻译。

　　他起初觉得，“切总是身穿橄榄绿军装，腰间佩着手枪，有一股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威严”，直到一次家宴，才算窥见了这位人物的另一面。

　　格瓦拉家在豪宅云集的别墅区，可他住的楼房却极其平常，既没有漂亮的花园，也没有豪华陈设，会客室同餐厅加在一起也不过40来平方米。

　　关于住房，格瓦拉曾向报界作过解释，说他作为起义军军官，月饷125比索（相当于125美元）是租不起别墅的，但哮喘病复发，为养病，才租住了别墅区管家的房子。

　　那是一次既平常又不寻常的晚餐。黄志良到格瓦拉家才知道，晚宴不单为款待中国朋友，同时也是给即将返回阿根廷的老母亲践行。由于家里没有保姆，招待客人时，都是格瓦拉的妻子在忙里忙外。

　　老夫人塞莉亚出身阿根廷名门，气度不凡，但50岁出头就已双鬓斑白。卢绪章问她多久没见到儿子了，想不想念？

　　“6年没有见到这个儿子了，哪能不想念？”塞莉亚说，1953年7月，她和丈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火车站送儿子远行时，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现在变得成熟了。

　　格瓦拉是长子，生于富裕、民主的阿根廷贵族之家，受的是精英教育。成为医学系学生后，他骑上摩托穿越拉丁美洲，走了一万三千公里。目睹了无处不在的贫穷，“我，不再是我”，他决心弃医从军，进行世界革命。在这个信仰的激励下，他于1953年背井离乡，介入了拉美革命。

　　这6年里，塞莉亚天天思念儿子，常为他的安危担惊受怕。儿子到哪里，她就关心哪里的形势，寻找报刊上的消息，直到古巴革命胜利，母子才有了短暂的团聚。

　　她说，格瓦拉自小聪明好学，两岁得了哮喘，不能正常上学，由家人为他补课。他读了大量课外读物，12岁时就具有18岁青年的文化程度。

　　他从小爱打抱不平，也爱做那些一般孩子不敢做的危险事，为了战胜疾病，还特意参加足球、橄榄球、登山等磨炼意志的运动。

　　格瓦拉听到此处，亲吻母亲的手，并风趣地对客人说：“她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了我，惟独这个不好。”他指了指自己的胸部，意思是说他的哮喘病。

　　格瓦拉的这一痼疾，使他在战斗中备受磨难，有好几次差点因此丧命。他告诉中国客人，越是战斗激烈、情况危急时，这病发作得越厉害。在那次著名的“格拉玛”号远征途中，他就哮喘大发，本应作为医生照顾别人，结果是一路上被别人照顾。

　　“因为他从小有病，又特别聪明，我在几个子女中最疼爱的就是埃内斯托。”听母亲如此说，格瓦拉接过话头：“这么多年里，妈妈为我的毛病和安危操碎了心，而我这个狠心肠的儿子却抛下了多病的老娘浪迹天涯。按照你们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我该算是个不孝子吧！”

　　黄志良被眼前的真情流露感动了。在许多人看来，格瓦拉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已变成了铁石心肠的硬汉，其实，他的感情竟如此细腻。

　　代表团回国时，格瓦拉还特地赶到机场，送给卢绪章一支笔，请他转交中国博物馆收藏和展览。卡斯特罗就是用这支笔，在古巴将26家美国公司收归国有的法律文件上签字的，这支笔见证了古巴和美国的决裂。

　　1960年9月2日，庞炳庵作为记者，参加了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举行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距卡斯特罗只有4米。他清楚地记得，上百万古巴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场面壮观且热烈。

　　突然，他听到卡斯特罗大声问道：“在今天这个自主自由的大会上，古巴革命政府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现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呼声：“同意！同意！”人们把帽子掷向空中，以此表达对中古建交的拥护。卡斯特罗旋即宣布：“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断绝与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中古建交水到渠成，连庞炳庵在参会前都不知情。

　　从此，中国对地球那一端的古巴投去热烈的目光，《人民日报》经常报道古巴局势，官方杂志对古巴历史、地理和政治情况展开了全方位的普及，原本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古巴，一时之间变得家喻户晓，“古巴西，洋基诺！”（要古巴，不要美国）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切格瓦拉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成为“英雄古巴”的代言人。据统计，从1959年到1965年，《人民日报》相关报道达268篇。

　　当时，古巴正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为解决财政问题，格瓦拉成了工作狂，他以连续工作36小时、午夜后召开会议、边走边吃闻名。在工业部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说他从没上过一次夜总会，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一次海滩，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自我解嘲说，“我是个土包子，不知道人民如何生活，我只知道数字、符号、图表”。即便如此，古巴经济仍每况愈下。

　　来中国之前，他曾多次率团出访东欧，为古巴开拓市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古巴恐怕也没底气和美国彻底决裂，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过，1960年11月初的苏联之行似乎并不顺利。他一再请苏联领导人帮助古巴建立炼钢厂，这是他们工业化最迫切需要的基础工业。可是赫鲁晓夫却一味搪塞，说古巴没有煤炭、生铁，也没有技术人员，还说即便炼出来钢铁，在古巴也没什么用。格瓦拉解释说，技术人员可以训练出来，生铁、煤炭可以从墨西哥进口，可是赫鲁晓夫含糊其辞，最后还是没答应。

　　这件事令他对苏联人怀有戒心。一次，他去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那位官员拿出从法国进口的上等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结果，整整一顿饭，格瓦拉的脸上都挂着冷笑。吃罢饭，他转身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接下来的中国之行则要顺利得多。“那一年是中古建交第一年。古巴不仅在拉美，而且在整个西半球，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因此，我国对格瓦拉的访问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曾任中国驻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大使的汤铭新参与了接待。

　　格瓦拉与周总理见面那天，汤铭新陪同几位古巴客人，随格瓦拉步入会场。“只见他身穿绿橄榄色军装，足蹬一双黑色军靴，留着潇洒的络腮胡须，身材魁梧，步履矫健，眉宇间透出阿根廷草原高乔人那种特有的刚毅与豪放。”

　　格瓦拉一边走，一边简短地问古巴青年代表团团长贡萨雷斯来中国多长时间了，有收获没有？又说，“毛主席对青年有一段非常精辟生动的讲话，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因为一时想不起原话，他转过脸问汤铭新：“你知道这段话是怎么说的吗？”汤说，“知道。那是1957年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时，对中国留学生的一段精彩讲话。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格瓦拉听完后紧握汤铭新的手说：“谢谢你。毛主席的话说得多好啊！”又转头让贡萨雷斯把原话记录下来，回国后在共青团好好传达。

　　宴会上，切格瓦拉特意跳过翻译，用法语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最恳切的要求”，说他无论如何要见毛主席。

　　次日，这个夙愿就实现了。也许是仰慕已久，也许是“打游击的小学生见到了大师”，他紧张得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是先拉住他的手：“切，你好年轻！”他还告诉格瓦拉，曾读过他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十分赞成文章中的思想。

　　万里之外的竟然细读过自己的文章，这让格瓦拉打开了话匣子。他先是赞赏中国的绿茶，说这么清香的茶叶，舒心暖胃，就像是喝到了家乡的马黛茶！毛主席幽默地回应说，“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

　　谈到游击战时，格瓦拉感激地说：“您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后来我们读到了许多您的文章，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是您的游击战思想指导我们取得了胜利。”

　　他甚至向诉苦，说自己作为银行总裁却没读过金融和经济学校，主席则指着风趣回应，“我们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戎马半生，也是半路出家搞经济的，这让格瓦拉顿时释然。

　　见过偶像，格瓦拉神情严肃地坐在经济谈判桌前，与谈了整整十个小时。“双方商定，在1961年至1965年间，中方向古巴提供贷款6000万美元，援建一些工业项目。并在1961年购买古巴100万吨糖和5000吨镍和铜等矿产品。”汤铭新说，协议内容不仅对古巴是很大的支持，也为中国打开了在拉美的外交局面。

　　由于古巴在革命胜利前只发展单一作物甘蔗，制糖业在古巴经济中举足轻重，格瓦拉专程赶往四川内江参观糖厂。为此，他先从西安飞往成都，又转乘火车前往内江，仅从成都到内江的往返，就花费了近9个小时。

　　总理后来问到古巴对甘蔗的综合利用，如甘蔗渣造纸的情况。格瓦拉说，古巴已经解决每天生产50吨，现在研究加入其他原料提高纸的质量问题。毋庸讳言，古巴当时在很多方面是优于中国的。虽是走马观花，格瓦拉对中国的困难也有所耳闻。

　　当时参与接待，后任中国驻哥伦比亚、巴西大使的陶大钊记得，格瓦拉曾直言不讳地对总理说：“古巴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虽然中国有能力（援助古巴），但我们没有权力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希望我们的要求不致打乱你们的计划。古巴等一等没有关系。”

　　周总理则耐心解释“援助”问题：“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你们站在反美最前线，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不然，就不是革命国家了。”周总理又说：“援助都是互利的，我们的援助可以帮助革命的古巴继续存在，继续斗争；革命的古巴的存在和斗争对我们就是最大的援助。”

　　从11月18日到12月1日，短短15天，格瓦拉率团走了北京、三门峡、西安、成都、内江、武汉、上海7个城市。《人民日报》共发稿35篇，不仅对行程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还全文刊载了格瓦拉的4篇演讲和一篇理论文章；11月21日，北京举行万人欢迎集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做了实况转播。

　　格瓦拉回国后，同样不遗余力地夸赞中国，在古巴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他与周恩来的“争论”，在古巴电视台播出，几乎家喻户晓：“古巴要在两国公报写上古巴感谢中国无私援助的字句，但周总理不同意，坚持认为各国间的援助都是相互的、互利的”。“最后，周总理胜利了。”

　　对于中国贷款，格瓦拉希望古巴人民能还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中国是最慷慨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到时自己没有困难能够归还。毕竟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上帝才会帮助你。”

　　除了把“不到长城非好汉”挂在嘴边，他还在光着膀子砍甘蔗时对干部说：“这是我在中国受到的启发。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干部就参加绿化植树和建设水库的劳动。”

　　格瓦拉回国后，中国第一任驻古巴大使申健立即到哈瓦那上任。抵达那天，刚好遇到一场热带暴风雨。飞机在黑云中上下盘旋，一直难以下降，甚至不得不考虑飞往最近的美国迈阿密机场备降。

　　对机组来说，这个决定无可奈何，也符合国际航空界惯例。但对中国的外交官们来说，这个决定犹如五雷轰顶。中美当时还处于敌对状态，如果申大使一行先飞美国再到古巴，后果难以估量，外交官们拿出了，随时准备销毁。

　　不断交涉中，航油在不断消耗。机组与地面商量后，终于决定，完全听从地面雷达的指挥，实行盲降。

　　当飞机有惊无险地着陆后，申健大使打开舱门，看见格瓦拉一身戎装，冒雨伫立在舷梯旁。“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往美国”，从格瓦拉的语气看，正是他进行了干预，才使荷兰航班在哈瓦那强行着陆，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

　　这场虚惊，奠定了中国外交官和格瓦拉的私交，也成了一种危机预演。此后，中古关系波谲云诡，格瓦拉还能力挽狂澜吗？

　　中国援助古巴，诚心诚意，然而古巴更要仰仗苏联支持。中苏矛盾公开化后，同时与中苏交好的古巴左右为难。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个转折点，这场危机，让年轻气盛的古巴领导人不得不承认，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都将古巴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棋子。

　　卡斯特罗开始倒向强权，厌恶强权的格瓦拉则更能理解中国，他谴责苏联的频率几乎和谴责美国人一样频繁。

　　从1960年到1964年，中古友谊看似坚不可摧。古巴人民钦佩中国，想要了解中国，到新华社索取介绍中国资料的群众排成了长队，古巴的第一批飞行员100多人也是在中国培训的。那几年，中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馆几乎成了卡斯特罗兄弟、格瓦拉等古巴高官享受美食的“中餐馆”。

　　但在私底下，夹在中苏之间的古巴并不好受。1964年初，卡斯特罗对即将离任的申健大使说：“我们对中国没有怨言，但古巴的处境同中国不一样，能活动的余地很小。”中方对此也表示谅解。

　　1964年10月15日，赫鲁晓夫被轰下台，接着，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卡斯特罗觉得当“和事佬”的机会来了，18日他不请自来，到中国大使馆吃饭、摸底。

　　酒过三巡之后，他请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传话：赫鲁晓夫是中苏不和的根源，现在他走了，中苏就没理由再论战了，应该和好。

　　当时，中国确有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但苏联不领情。11月，周恩来率团访苏，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周恩来认为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吐真言，当即提出抗议，率团离席。

　　卡斯特罗见传线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劝说中国向苏联让步。接待代表团后，给出的外交政策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中古关系微妙之际，切格瓦拉正在成为“具有世界地位的革命政治家”。12月，他在联合国发表了长达一小时的反美演讲，接着又离开纽约前往法国巴黎，并从那里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北非之旅。

　　1965年2月，格瓦拉突然中断行程，匆匆来到中国。同样是热烈的群众欢迎场面，同样是隆重友好的接待礼遇，但同第一次相比，格瓦拉的这次访问，显然是冷色调的。

　　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来，是劝和的最后一招，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欣赏格瓦拉。但对于格瓦拉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中，格瓦拉一直站在中国一边，认为中国代表了，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

　　据参加那次接待的中联部干部回忆，格瓦拉在华期间面容始终严肃，拒绝了中方安排的出京参观，好像是在等走完过场。

　　徐贻聪作为古巴驻中国大使翻译，陪同他参观了位于北京郊区的友好人民公社。和上次一样，“格瓦拉很随和，平易近人，对中国也很友好”。

　　访华结束后，他折返非洲，参加亚非经济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露面。演讲时，格瓦拉的情绪有些失控，他质问苏联，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还要附上账单，这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

　　3月14日，格瓦拉结束了94天的四大洲之旅，回到哈瓦那，妻子阿莱伊达带着5个孩子去机场接他。可是，格瓦拉没踏入家门，就直接坐卡斯特罗的专车，来到哈瓦那郊区的一栋秘密别墅。在这里，他们长谈了近40个小时。

　　3月22日，格瓦拉参加工业部大会，一切都与往常没多大分别。会议结束后，他对大家说，“甘蔗田见”。这是格瓦拉平时最常用的告别语，因为在古巴，他每个周末都去甘蔗田义务劳动。

　　然而，世界再次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两年后从玻利维亚传来的噩耗了。多年后，王幼平说他忽然明白了，格瓦拉曾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向他和中国人告别。

　　王幼平大使说，从1964年6月到1965年3月，他在各种场合下9次见到格瓦拉，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3月26日，那是格瓦拉以工业部部长身份接见中国纺织代表团，王以大使身份陪同。格瓦拉只和代表团象征性地谈了很短时间，但却把中国大使留下来，在他办公室里作了长谈，这是有点出格的。

　　王大使说，从种种迹象判断，格瓦拉当时在古巴领导层中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对中国外交官披露过任何内情。那次最后的会见中，他只是夸奖中国文化和历史，只字不提政治。最后他告诉王大使自己很快就要到古巴东部地区去，可能会消失一阵。

　　4月1日，格瓦拉出走，古巴领导层对华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很显然，卡斯特罗做出了选择，这让中古关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冰河期。

　　格瓦拉放弃了古巴的高官厚禄，抛下妻子和5个孩子，他去哪儿了？全球媒体都在竞猜：有的说他帮越南打美国；有的说他是政府内斗的牺牲品；最接近真相的原因也许是，他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1965年10月3日，卡斯特罗披露了一封“告别信”。格瓦拉在信中宣布：“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同时，他辞去了在古巴政府和的所有职务，并放弃了古巴荣誉公民身份。

　　在给5个孩子的信中，父亲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永远对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非正义事情产生强烈的反感，那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对卡斯特罗来说，革命已经告一段落，而对格瓦拉来说，这还只是开始。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变：“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

　　这种类似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精神，注定是悲剧性的。当媒体寻找他时，他本人正深入非洲刚果（金），进行着一场徒劳的革命。

　　《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了周恩来谈到格瓦拉的话：“他曾通过我们驻坦桑使馆，送了一封信给我，上头有格瓦拉的签名，我不大清楚，格瓦拉怎么从坦桑尼亚到了刚果。他在信中，提出要什么东西。很奇怪，要一个很大的广播电台，要使整个非洲，连美洲都可以听到。游击战争怎么能用这样大的电台？想法不对头，我没理他。”

　　周总理料事如神，格瓦拉险些丢掉性命。撤出后，他为《刚果日记》写了个序，“这是一个失败的故事”，“我们无法仅凭一己之力解放一个不想战斗的国家”。

　　这次失败并没有打垮他，稍事休整后，他又毅然奔赴玻利维亚，尝试复制古巴以少胜多的奇迹，用“星星之火”点燃拉美大陆。

　　1967年1月，汤铭新在哈瓦那参加了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会议。卡斯特罗在闭幕词中专门讲到了格瓦拉“告别古巴”的情景。他说：“格瓦拉从参加我们行列的第一天起，就时常明确地表示，当古巴斗争完成之日，他就将去另外的地方履行革命任务。我们也常向他许诺，完全忠诚地信守对格瓦拉同志的诺言。”

　　接着，会场宣读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写的《致世界人民的信》。格瓦拉在信中说：“对一个美洲人、亚洲人、一个非洲人或一个欧洲人来说，在越南、委内瑞拉、危地马拉、老挝、几内亚、哥伦比亚或玻利维亚等现代武装斗争的舞台上献出生命，同样都是光荣而伟大的”信刚念完，会场上又一次响起“切、切”的呼声。

　　人们崇拜英雄，却不知他们的英雄此刻正经受着饥饿、疾病、死亡、背叛。法国知识分子德布雷在玻利维亚同格瓦拉一起被捕，他说他们是“被丛林吃掉的”。营养不良，缺水，没有鞋子，22个人只有6条毯子，格瓦拉和其他人一直患有一种“疾病”，导致他们的手脚肿胀成“肉堆”。

　　比丛林更可怕的是，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政府已布下天罗地网，为了抓住格瓦拉，甚至不惜起用有“里昂屠夫”之称的纳粹战犯。在这种情况下，格瓦拉矢志战斗到最后一刻，无异于主动殉道。

　　参与围剿行动的中情局前特工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在76岁时说出真相：中情局希望能活捉格瓦拉以便对他进行审问，但玻利维亚政府下达了处决令。

　　据他回忆：“10月7日，有农民告诉了他们游击队的藏身之地。玻利维亚军官加里普拉多立即下令包围了该地区。次日早上，政府军开始缩小包围圈，并与游击队交火。在交火中，格瓦拉左腿负伤，最终被俘。”

　　人们记忆中那个穿着制服英姿勃发的人，“在我亲眼见到他时却落魄得像一个乞丐。他衣衫褴褛，脚上的靴子也不见踪影，一双皮鞋勉强遮住他的光脚。即使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我也会为他感到难过”。

　　中情局早就和玻利维亚约好了秘密联络代号，其中500代表格瓦拉，600表示死亡，700表示活着。“就在我们准备对他进行审讯时，玻利维亚军方打来电线，这一暗号的意思是格瓦拉应被立即处决。”

　　在被处以极刑前，特工问他“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格瓦拉安详地回答道：“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面对那位靠酒精壮胆才敢来行刑的刽子手，格瓦拉说：“你是来杀人的。开枪呀！胆小鬼！”

　　身中9弹后，格瓦拉的遗体被运到医院洗衣房公开展示。人们聚集在他的尸体边，兴奋而又紧张地用手指戳着这位怒目圆睁的少校，以证明他真的死了。照相机记录下这一切，之后，他双手被砍，尸体不知所踪。

　　拍照的阿尔波塔回忆说：我当时并没想把他的形象拍成基督，我只是拍摄了当时的气氛。不过，在格瓦拉的遗体周围，确有一种神圣和神话般的气氛。

　　历史总是充满反讽，公布格瓦拉遗照，本是用来瓦解游击队士气的。然而，照片却因酷似《基督蒙难图》，而在西方掀起了一场造神运动。最终，格瓦拉被他矢志打倒的资本主义世界塑造成“神”，一个充满叛逆精神、救世情结的神。

　　相对于西方的颂扬，中国的反应冷静许多。中国对古巴的报道已降温，格瓦拉的死甚至没能登上《人民日报》。周总理提到格瓦拉，指他领导的游击战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是“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结果害人害己”。“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为了便于批判，《切格瓦拉日记》在中国内部发行。手抄本意外地成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图腾，“红色的切”是当年知青们对他的昵称。1968年，左翼风头正劲，在巴黎，在日本，“切”被带到一个个抗议现场。终究，这一切都随着时代风潮逐渐淡去。

　　始料未及的是，20世纪末，一连串新闻让格瓦拉又“王者归来”：他的遗骸在万人坑中被找到，运回古巴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的《摩托日记》被翻译引进英语世界，畅销一时，改编成电影；他在刚果时的战友卡比拉，推翻了他没能推翻的军政权。

　　这一次，各种纪念剥离了意识形态，很多人知道他如何死去，但没人懂得他为何去死。切作为“顶流”偶像，成了时尚大牌的代言人，成了明星身上最酷的时尚符号。有人做过测算，切格瓦拉这个IP怎么也值10亿美金。

　　《时代》杂志把他列入20世纪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因为“所有这些都被烙印在那个反抗时代的思想和记忆中”。

　　21世纪，“切”依然在场，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秘密通道。格瓦拉怎能想到，一个立志“建立一个不用钱的社会”的人反而被金钱追捧，“屠龙之士”反成了“恶龙”的配饰。人们一边纪念一边遗忘，就像很多人知道他来过中国，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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