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英男事件就可以像郭德纲和周立波那样，无论有多少非议、风波，都不耽误继续站着把钱赚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每个除夕的深夜的某一时刻，有太多人等候在电视机旁，等待小品演员赵本山把自己逗乐。据说，每到此时，收视率都会飙升，人民表示满意。

　　80后90后等等网络一代，很难理解年长者对春晚的习惯。这种习惯，颇似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中，落难皇帝朱元璋对那一口热汤的念念不忘。夸张点说，正是春晚上的相声、小品，开启了人们可以放下包袱、畅怀大笑的时代。

　　1983年的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和1984年春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任何宏大的意义，只是遵循幽默的规律，用夸张的肢体动作，误会、贪心等可发一笑的元素，让人们哄堂大笑。而在当时，它们都是危险的演出，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宏大的意义。

　　我们重新拥有了相声、发明了小品，喜剧电影出现了，还从外国舶来了情景喜剧。专业的文工团、说唱团都有制造笑声的人。在香港，编辑兼导演刘镇伟写了句台词：妖有妖他妈，人有人他妈。没想到，这么无厘头的语言被大陆人照单全收。同样照单收下的，还有无厘头和恶搞。

　　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看不见的笑话制造者——那些传来传去的段子，总得有作者吧。那些段子的肆无忌惮和异常犀利，让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中的表演相形见绌。正如在段子领域耕耘多年的东东枪所言：毫无顾忌是幽默的开始。

　　郭德纲说过，“相声这事是大天才才能做好的，我算一个。”周立波也被称为100年一出的清口人才。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分别驻守南北中国，可以让人开怀大笑的好演员，就更少了。

　　在美国，两个华人正在搞笑界走红。他们是来自东北的黄西和来自北京的“崔哥”。他们当然也有天分，但美国开放的环境是他们幽默生根发芽的土壤。

　　幽默，肯定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需要环境，可按照它的本性，又最不愿意受到环境的限制。

　　《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说：“情景喜剧最辛辣和最有魅力的地方，应该是一把刀子，刀刃的指向是人性的污点和社会的弊端。但是现在题材不够广泛，限制过多，讽刺力度不够。”

　　不过，另一面，还有人认为，幽默并不应该以讽刺当下为己任，离时代太近的幽默，也容易被时代抛弃。

　　或者，幽默确实应该超越时代，这是比讽刺时代更大的能力。但是，如果它没有能力讽刺时代，又如何超越时代？

　　在遥远的涪陵，有一年，一所大学组织了一次话剧比赛。英语系的学生们改编了唐吉德的故事——唐吉德是一家米粉店的老板，他仰慕雷锋……这出戏让人爆笑，可学校勒令必须大加修改。美国作家何伟当时是这所学校的外教，他在《江城》中写道：“我应该笑吗？它真的好玩吗？它会不会有危险，冒犯到谁？”在某些意义上，这乃是我最厌恶之处。我几乎可以忍受它的谎言，它所犯下的错误，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如果你把笑声拿走的话，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

　　多年以前，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写下《娱乐至死》警告世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而在2011年发生的“限娱令”，就像是用第一种方法去避免出现第二种结局。

　　在这组专题中，我们写了很多好笑的人，有周立波、汪涵、刘镇伟、黄西、东东枪、急诊科女超人……他们都是有魔法的人，拥有让人大笑的超能力；可是他们身上也有不好笑的故事。

　　我们也试图弄明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畅怀大笑。（作者：江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