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7217花花世界1979年9月，杭州大学举办以姜亮夫先生为导师的楚辞进修班时，姜先生已78岁。所以楚辞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学员们每天晚饭后都要轮流陪姜先生散步一小时，路线就是由杭大到黄龙洞一个来回。这对姜先生来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而对学员们来说，则又增加了一重受教的机会。因为姜先生是边走边聊的，而所聊的话题，既有姜先生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也有对学界掌故的漫谈，更有对一些学术前沿问题的点拨。所以每陪先生散步一小时，学员们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在楚辞班中是年龄较小的，又是班委，所以陪先生散步的次数相对较频，而接闻于先生的言语也就多些。这些谈话的内容多是课堂上没有讲过的，而有些话语历四十余年，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兹就记忆所及，撮其要者，为文以记之。

　　先生说他年轻时只想当一个诗人或词人，共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在成都高等师范时，曾拿给林山腴（思进）老师看，林老师认为他才气不足，不适宜搞文学创作。入清华国学院后，又拿给王静安、梁任公二位先生看，他们也认为他搞诗词创作不会有大的成就，主要是“理障”。于是他便痛下决心，将小集子一把火烧了，而转依王静安先生指导，从事文献研究，并以《诗骚联绵字考》作为毕业论文。这令我记起先生在上课时曾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做学问人人都可以搞，才气高的，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搞；才气一般的，可以从义理、考据、训诂方面去搞。只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必有所成。”原来这正是先生的经验之谈，同时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先生尝谓：“余生平多侘傺无聊，唯师事大儒近十人，同门足当一时之彦者，亦数十人。行万里路，交接通人，亦往往称莫逆。”（《师友新语》）而在师辈中，听先生回忆最多的则是王静安与章太炎二师。

　　先生说，王先生的学问之所以能出乎同侪之上，与他先进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他曾亲见王先生读过的德文版《资本论》，并在书上用各种颜色做了许多标记。他说，在中国，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如此认真读过《资本论》的，唯王静安先生一人而已。而《资本论》对材料的精心抉别以及论析方法的细密与犀利曾为王先生所借鉴，亦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先生还说，王先生虽然不善交际，看起来不好接近，实际上对学生是很好的。他还记得一次去王先生那里请教，回来晚了，王先生知他近视，遂命家人点上灯笼，跟他一起送自己回去，直送到大礼堂后的流水桥，见路好走了才返回。这件事令先生终生难忘。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六晚有一个师生“同乐会”，王先生有时也会参加。“同乐会”上，梁任公表演的是背诵《桃花扇》中的《余韵》一出，赵元任表演的是全国旅行途中各地所讲的方言，而王先生表演的则是背诵《两京赋》。那超常的记忆力，令学生们全都为之震惊。陈寅恪先生虽然在“同乐会”上没有表演过节目，但平常爱讲笑话，尤喜对对子。姜先生还记得他们刚入学不久，陈寅恪先生便送给他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贴切，又幽默。

　　说到王先生的最后归宿，姜先生仍难以释怀。他说，1927年4月，北伐军攻下长沙，湖南杀了叶德辉。作为末代皇帝的老师，且脑后还留有辫子的静安先生便有些紧张。一天，他问姜先生：“亮夫，他们该不会杀我吧？”姜先生告诉他：“叶德辉是有民愤的，所以被杀。而您不牵扯这些，所以不会。”但静安先生仍是不能宽心。直到农历的五月初二见到姜先生时还说：“亮夫，我不想再受辱了。”于是第二天上午，王先生便投了昆明湖。噩耗传来，姜先生与另外两位同学最先赶到颐和园，见王先生的遗体已停放在“鱼藻轩”里。随后由同学与工友用担架将王先生抬回，葬在清华园前面的园子里。葬礼上同学都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先生赶到后，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数十年后，余每游颐和园，便会想起姜先生的话，并亲至鱼藻轩凭吊静安先生。

　　据姜先生说，静安先生之投昆明湖，除了“不想再受辱”（即遗嘱所说的“义无再辱”）外，也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例如与罗振玉的关系，对王先生的精神刺激也很大。

　　关于章太炎先生，外界虽有人称其为“章疯子”，但他对学生也是极关爱的。姜先生回忆说，一次他到苏州去见太炎先生，因路上遇雨，进章府后，衣服已湿。太炎先生见之，转身就到楼上取一件马褂令其换上，然后才坐下说话。姜先生说，此事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至今思之，仍感动得要流泪。先生自1932年12月起为太炎先生弟子。而在入门之初，以黄季刚为首的一批老牌章门弟子曾对他有所刁难，常说姜亮夫是跟王静安研究过乌龟壳的，学问不正。为此，姜先生愤而刻了一枚“章氏除门弟子”的印章，欲启用，章师母阻之。太炎先生也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史记·辕固生传》）宽慰之。姜先生还回忆起1934年他在河南大学讲课时，与同系的一位老先生同讲《尚书》，结果他的学生都被老先生吸引过去了。他不甘心，便回来向太炎先生请教。经太炎先生指导，结果他的课重又叫座，而那位老先生的课堂则空了。每说到这里，先生常会发出会心的笑声，说：“他哪儿知道我有太炎先生做后盾呢!”

　　先生之于同门，除不时会讲一些“八个老虎”（即清华国学院八位属虎的研究生）的趣事外，谈的最多的便是鲁迅。鲁迅是太炎先生早期的弟子，与姜先生同门，且二人间也有交往。现在回忆起来，先生说的有关鲁迅的几件事我仍记得:

　　一是某次在内山书店，先生问鲁迅其笔法何以会如此苛刻，鲁迅说：“不这样不行啊，中国便没救了。我现在只有一支笔，我要是有一把刀，真可以去捅他们的。”

　　一是某次左联开会，柳亚子跟鲁迅说：“你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指其笔法已超过太炎先生）！”鲁迅说：“太炎先生是骂满洲人，我是骂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时姜先生在侧，亲自听到的。

　　一是鲁迅曾写诗调侃“牛奶路”（Milk way），即《教授杂咏》其二之“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讽刺的对象是赵景深。但当他听说赵景深要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妹成亲时，又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于是问姜先生两家会不会告吹。姜先生告诉他不会的，因为北新已以400股（每股100元，共计40000元）作为嫁奁。但鲁迅还是不放心，又出现在了他们的婚礼上。这令两家都喜出望外。当时鲁迅就坐在姜先生的对面，两人谈笑风生，还聊起了喜幛上的一个别字，即将“雀屏中选”误为“雀瓶中选”了。

　　一是鲁迅告诉他，当年太炎在日本讲学时，开始听讲者有数十人，后来都走了，只有鲁迅与朱希祖坚持到最后。朱的听讲笔记后归钱玄同，现藏北师大图书馆。而鲁迅的笔记下落不明。姜先生说，他曾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见一家杂志用鲁迅笔记的手稿影印件做过封面。

　　一是太炎先生晚年，当有人说鲁迅领过卢布时，他即斩钉截铁地对人说：“我相信豫才不是那样的人！”此语姜先生也曾多次闻知。

　　友朋辈中，姜先生常提起的还有闻一多。他们两人都研究楚辞，但有些观点并不一致，如对《九歌》的来源等问题就各执一说，见面时也会辩论，有时还辩论到昆明的茶馆。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自著书或写成文章，以保留其说。他说闻先生是性情中人，辩论时往往会情绪激昂，但过后又和好如初。

　　先生还讲了他一生中所经历的一次风险。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一个星期，他留学法国后，经由西伯利亚回国时的事情。当时日本人在海关盘查甚严，于入境的文化人防范尤甚。不得已，他只好扮作洗衣工人，并故意讲一口只有法国洗衣工才会讲的粗俗法语，结果竟得以“蒙混过关”。而事后才听说，当时海关已事先得到通知，说有一位叫姜亮夫的学者要入境，须仔细搜查，结果扑了空。

　　与先生散步，谈的更多的是一些学术话题。弟子苟有所问，先生无不耐心教之。

　　如1980年5月31日傍晚散步，当我问到中国人的起源时，先生便说了很长一段话。其大意是：世界人类有相当一部分可能发源于昆仑。因为人类在早年曾有过两段艰难的时期，一是高温，二是洪水。昆仑地势高，所以天凉，洪水也上不去，极宜于人类的生存。待洪水退后，乃流散到各地。中国人中，至少夏人应发源于昆仑。夏人自昆仑而东，再沿黄河发展为周人，沿汉水发展为楚人。至于商人，乃是从东北而来，属另一中心。此外，南方还另有一人类文化发源地，即三苗。三苗经三迁，最后退到四川、云贵一带，我们从当地的方志中可以看到一些资料, 但主要的证据还有待于地下发掘。他还推测，也许除了三苗之外，南方还另有一文化发源地。他说自己对楚辞的研究，就是要证明南方还有一个文化系统，并说像现在这样写历史，基本照录郭沫若的说法，是不行的，要重写。回忆至此，先生关于“南方还另有一文化发源地”的说法，不禁令我联想到了近年来多次发掘过的“三星堆”遗址，乃不得不佩服先生的先见之明。

　　散步中，当我问到《楚辞》中是否有齐鲁方言时，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并说不只是《楚辞》中，就是郑康成的《三礼注》中，也杂有许多高密方言，并嘱我以此为题，写成文章。我的《楚辞齐鲁方音证诂》（《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但有关《三礼注》中高密方言的文章则至今未能成文，说起来，真是愧对老师了。

　　关于治学方法，那更是散步中常谈到的。先生说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搞社会科学的人，不管哪一行，有些书是一定要先读的。如《诗经》《论语》《史记》《说文》《世说新语》、李白与杜甫的诗、《资治通鉴》《红楼梦》等，都是要先读的。这就好比演员“吊嗓子”，无论以后演哪一行，学哪一派，都离不了这一基本功。又如同绘画的“打底色”，图画绘成后，底色就看不见了，但没有这层底色，就决不会有绚丽的色彩。其次要选好切入的角度。先生说，做学问要从文字、音韵入手，文字尤其重要。可先从小篆开始，再上溯至甲骨、金文。语法可以不管。他研究楚辞，就是先从文字、音韵入手，再到历史。故文字与历史两事是最重要的。其他如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学、逻辑学、考古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如植物学与医学等），也应有所涉猎。至于写文章，一是要选取一些有生机的题目来写，即写一篇可以引出好多篇。二是不要与人斗嘴，即不写批判文章。你嫌别人的东西不好，你写一个好的东西放在那里就行了。这是陈寅恪先生教他的，他也以此教我们。

　　散步中，先生还罕见地谈到了《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尤令我难忘。那是1980年的5月21日，我与殷光熹师兄陪侍先生时听说的。先生说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时，曾读过一个《红楼梦》的本子，其故事的结局与高鹗的续书完全不一样。大致的情节是：荣国府被抄后，贾宝玉出外为更夫，史湘云为渔妇。一夜，宝玉在一个桥上休息，将手提的一盏小灯笼放在桥边。此时湘云的小船恰巧从此经过，见桥上的灯笼，认出是荣国府的夜行灯，遂问桥上的人是不是宝二哥。宝玉反问她是谁，回答说是湘云。于是彼此相认，并互诉别后情景。湘云说：“你当更夫，我为渔妇，荣国府的人都星散了，没有一个不在受苦的。”于是湘云便请宝玉到船上。原来她早已无家了，只有一个丫头还陪着她。随后宝玉便坐湘云的船一起走了，最终成就了“金玉良缘”（湘云身上也有一块金麒麟）的结局。姜先生说，这个本子后来再未见过，蔡义江先生还为此专门访问过他。

　　姜先生的这番话后来由蔡义江先生披露出来后，又被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看到了。他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杭州大学的姜亮夫教授传述了一则极其引人入胜的宝贵线索……读后简直高兴极了。因为和我推考的主旨全然吻合，而其具体情节，又如此动人，则是谁也想象、编造不出来的！”足见姜先生所读到的这一版本在红学史上所具有的意义。

　　姜先生还说，近代有些《红楼梦》研究者的批本也应该注意搜集，那里面有不少真知灼见。据他所知，王伯沆（原中央大学教授）批过，吴宓也批过，吴宓批本可能在香港。近来《红楼梦》的研究者一味注重版本，不研究作品本身，他们讲的是“红书”，而不是“红学”。一旦曹雪芹的原著被发现，他们的著作便是一堆废纸。

　　散步中，先生还谈到一些其他问题。如1979年10月27日夜，一名窃贼从先生家风窗入内盗窃，并刺伤了师母，又推倒了先生，造成脑震荡和尾椎骨折。此案很快被破。但当先生听说作案者还是个少年时，就建议司法部门不要判刑，也不要处分他，因为他还年轻。先生为人之仁厚，于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次，先生谈到他被骗的事。他的《楚辞通故》120万字，全部成书后，有些是修改过的底稿，有些还写在卡片纸上。但他晚年目力大损（视力仅有千分之一），已无法誊抄了。于是便雇人抄写，讲好每抄一页稿纸，付费3角。但抄者为了多赚抄资，竟将许多抄过的又重抄一遍，总计重复抄录者达三分之一。此事直到付印前才被发现，结果又耗费了先生的许多精力来加以抉别。对此，先生并没有同那位抄工计较，只说了句“他也不容易”。先生还说，学界像这种被骗的事，过去也有过。如刘文典先生执教西南联大时，有一段时间不在校内，于是某工友便私刻了刘先生的印章，冒领了他一年的工资。待到发现时，工资已被挥霍殆尽了。

　　关于养生之道，先生说早年他曾侍太炎先生在苏州小王山居住过一段时间，两床相对，朝夕相处。太炎先生教他每日清晨将两手举过头顶，用力上下屈伸若干次，同时伴以呼吸吐纳。并说这是庄生吐纳鸟伸之术，多做可以健身。又说养生的关键是“身不可疲，但要常动；心不可乱，必须常静”。关于前者，他未能坚持；关于后者，他至今服膺。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家行“静坐法”，在床上做“八段锦”。遇有心情不适便拍打膻中穴，即气海，也就是胸中两乳之间的位置。一次，我们在先生家听课，先生说他曾想仿阮元的《经籍纂诂》而为《经籍纂音》，并已做了千余张卡片，但“文革”中都被抄走了。一天，他去垃圾箱倒垃圾，见垃圾堆里有一些卡片，仔细一看，原来竟是自己的东西。说到这里，先生有些激动，但旋即便用手拍着膻中，口中也念道：“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一会儿情绪就平复了。

　　我胃寒，先生知道后，嘱我平日里多备些姜糖，倘有不适，便吃一颗。我照做了，胃病再没有犯过。先生自己，平日里最喜欢吃的水果是甘蔗。他说老年人的牙齿非常重要，而常嚼甘蔗则可以健齿。所以他直到晚年躺在病床上，别的活动都不能做了，仍坚持每日叩齿。我1995年4月到浙江医院看望先生时，就听见他在病床上叩齿的声音。

　　以上是我陪姜先生散步时的一些记忆碎片。如今先生虽已离开我们28年了，但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及对我们进行教诲的情形，还时时浮现眼前，并将永远成为我们最欣慰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