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滋堂讨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时，很多人把五条人和重塑互相对立，给他们贴的标签分别是“接地气”和“文化精英”。

　　但我认为，五条人的对立面从来都不是重塑，而是那些喊着“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人。

　　“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如今，二人的那次争论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但在社交媒体里，你依然可以看到相似的争论。

　　尽管与那位女生持相同想法的人，理解贾樟柯的人，两边谁也没有说服谁，然而时代的风似乎把那位女生对贾樟柯的质问，鼓动成为最主流的呐喊，占据舆论高地。

　　不过，只要你把目光从网络移开，投回现实，并不难找到那些所谓脏兮兮的地方。

　　而且从人员流动来看，这些脏兮兮的地方，与那些“高大上”之地并不隔离对立，而是互通的，并不割裂，无法折叠。

　　比如在大城市里，那些见不到太阳的地下室，简陋的城中村公寓，相对于大厦林立，彻夜通明的CBD区域、是脏兮兮的。

　　但这些地方，却让无数刚毕业的外地年轻人，做小本生意的商贩，送快递外卖的打工者，有了不需要花费太多房租的容身之地。他们在这里得以在大城市里实现自力更生，积累进一步向上攀爬的资本。

　　又如无数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县城，相对于一派现代化景象的大城市，也显得脏兮兮的。

　　但这些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却又是无数农村少年接受教育，开阔视野，不再重复父辈命运的起点。

　　如果将时间放长到从80年代到现在，那么每一个来自县城，乡镇的“小镇青年”，几乎都曾在“脏兮兮”的地方生活过。

　　以人数而不是话语权来衡量，这些“小镇青年”必然会是这个国家的主流人群之一。

　　无视小镇青年的话，那么无论是记录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还是想展现当下社会，不仅不完整，还会失真。

　　那些从这个群体走出，又能把这个群体的故事讲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人民艺术家”。

　　B站上有一则名为《县城》的混剪视频，播放量34.6万。其中有几组镜头，来自贾樟柯的《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儿女》。

　　视频的背景音乐，是华北浪革的《县城》。他们在歌里反复吟唱着八个字：没有县城，万万不能。

　　虽然这不是五条人的作品，但对于“没有县城，万万不能”这八个字，想必他们有着线.

　　阿茂与仁科都在广东海丰县长大，2004年到了广州后，在石牌村做起了“走鬼”，摆了四年地摊。

　　2007年，广州要准备举办亚运会，俩人结束了走鬼生涯，盘了一个店面开始卖唱片；2009年，俩人正式组建五条人乐队，并录制了首张专辑《县城记》。

　　讲述这些故事时，五条人从来不对这些普通人做道德审判，也不为他们打逆天改命的鸡血。

　　对好色的老光棍阿炳耀，他们哀叹“真是可怜呦”；对失去初恋的打工仔，他们安慰说“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而升起来”。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仁科与阿茂，能够因为音乐认识，继而走出海丰，搞起摇滚，也是有时代原因的。

　　好在那时在三环内找个地下室还不算什么难事，月租只需要三四百块，剩下的钱足够用来吃饭、交通。

　　尽管从住进地下室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在期待搬出去，住进楼房里。但我并不觉得那段日子有多么难捱。反而在觉得自己惨的时候，会及时告诉自己不要顾影自怜。

　　写这篇文章时，我总会追问一个问题，贾樟柯的电影也好，五条人的歌谣也好，到底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然而人这种高级动物，除了解决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这些生理需求和问题，还得找到许多东西，填充自己的生命，好让它看上去有意义，让它可以消解无聊、驱赶痛苦，让它以有涯对抗无涯，让它终将尘归尘土归土时，可以坦然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