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诛玉说到华阳，今天的成都人并不陌生——曾经是双流县华阳镇，现在是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然而，说到老成都流行的一句谚语“成都到华阳——现（县）过现（县）”，是什么意思、有何来历，很多年轻的成都人就不明白了。钩沉历史，从一句歇后语背后，我们发现成都城市发展的变迁。

　　清代成都流传着一句妇孺皆知的顺口溜：“成华简崇汉，温郫崇新灌，新新崇双什，金堂十六县”，凝练地概括了成都府所辖的三州十三县。第一句中“成”指的是“成都县”，而“华”就是“华阳县”。

　　华阳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其“分娩”于资历更老的成都县。华阳建县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由成都县析置，初名蜀县。唐乾元元年（758年），蜀县更名为华阳县，“华阳”一名延续至今。自唐以来，华阳县就是省会成都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在宋代，华阳县和成都县地位相同，均为成都府附郭县。在明清时期，成都府沿袭前制，作为四川省首府，其附郭县依然是成都县和华阳县。

　　所谓附郭县，又称首县，可以理解为现代城市的“市辖区”，专指古代州、府治所所在地的县，即府衙与县衙同城的县。附郭县没有独立县城，而将县治附设于府城、州城。一般而言，一府只设一个附郭县，较大的府、州常有两个甚至三个附郭县（如苏州府）。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经历了深重而漫长的战乱。清初战争结束后，四川大部分城市城垣无存，人口剧减，成都府城也遭到了破坏，全城几为废墟。成都府城的系统性重建，自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乾隆四十年（1783年），历时上百年。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成都府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华阳县知县张暄等人共同捐资，在破败不堪的明代城池基础上重修省城，即成都府城。省城城墙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城之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共设四门，东为迎晖门、南为江桥门、西为清远门、北为大安门；各自城门对应建起了城楼，东为溥济楼、南为浣溪楼、西为江源楼、北为涵泽楼。社会经济繁荣的南门和东门都位于华阳县境内，如全城最为宽阔的东大街，那时就位于华阳县境内。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成都恢复了曾经的生机活力。

　　作为县级行政区，华阳县自唐代起就被认定为附郭县，是省会成都的重要组成，并以“华阳县”的身份存续了1300余年。1965年，千年古县华阳的建置被正式撤销，大部分并入双流县（今双流区）。

　　今天成都人对华阳的地理概念，只限于成都南门。其实，当时华阳县不仅拥有省城的部分区域，在省城外的东方和南方还管辖着大片场镇乡村。据清嘉庆《华阳县志》记载 ：“（华阳县）东西距四十里，南北距二十里，东至简州界四十里，西至城内鱼市口、暑袜街交成都县界，南至双流县界二十里。”

　　清末民初，成都的行政区划相对比较稳定。从城市面积来看，成都县要大于华阳县，华阳县约占主城的1/3，成都县约占2/3；从两县行政面积来看，华阳县域面积则大于成都县域；从场镇数量看，成都县郊区场镇有12个，而华阳县郊区场镇有37个，包括西河场（今龙泉驿区西河街道）、仁和场（原新都区石板滩镇，已撤销）、黄龙溪场（今双流区黄龙溪镇）、中和场（今天府新区华阳街道）等。

　　当年华阳和成都两县共治省城，并在府城内的鱼市口（今青石桥北街与东大街交会处）和暑袜街附近分界，界线东南为华阳县辖地，界线西北为成都县辖地。其界线由南较场北上，经暑袜街迄北门寺，以街心分界，东南属华阳县，西北属成都县。两县的分界在清同治《成都县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南自满城小南街、君平街、陕西街、贡院正街、状元街、西丁字街交华阳县界，东南自青石桥起，直上南暑袜街、北暑袜街、寺止，街心分界，西偏为成都县，东偏为华阳县（右城内疆域）；西至金水河水门，直下望仙桥，交华阳县界。”暑袜街位于成都府城中心，一条以棉纱袜（即暑袜）交易为主的街道，刚好落在成都县和华阳县的分界线上，成为两个县的共管区域。由于暑袜街商业贸易繁荣又位置特别，所以老成都人常说“跨一步，县过县”，由此诞生了流传至今的歇后语“成都到华阳——现（县）过现（县）”，表示货物买卖只接受现金交易，概不赊账。

　　由于成都一城附两县，所以设置了三个衙署，分别为成都府署、成都县署、华阳县署。兴许是考虑到方便办公，三个衙门相对集中，都建在省城贡院之北的正府街（今成都市青羊区正府街）。

　　自宋代以来，正府街就是成都衙署较为集中的地区，堪称成都古代的政务中心。正府街街北的西端为成都府衙门，东端为华阳县衙门；正府街西边的署前街，则为成都县衙门。成都府署位于成都县署（府署西）和华阳县署（府署东）的中间，所以清代的成都流传着“正府街，成都府，成都华阳两衙署，喊冤递状一通鼓”的民谚。

　　清代的华阳县署基本沿袭了明代旧址，在清初作为通判署，后又改回华阳县署。嘉庆《华阳县志》绘有一幅县衙图，反映了古代县衙布局的基本规律，包括照壁、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等主要建筑。华阳县衙并未建在华阳县境内，而是建在成都县境内，算是华阳县在成都县的一块“飞地”。但这并非孤例，华阳县丞署位于县北的学宫东侧，典史署位于县北的武担山下，都在成都县境内。不过儒学教谕署建在县南，学宫之后，应在华阳县境内。

　　华阳县所辖城区内还集中分布了多个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衙门，如二品大员总督的办公场所——总督部院署，中央委派的学政办公场所——提督学院署，主管全省民政、财税等的布政使办公场所——承宣布政使司署，主管全省刑狱诉讼事务的按察使办公场所——提刑按察使司署，以及通省盐茶道署、分巡松茂道署等其他政府机构。

　　在成都城内外，分布着许多祠庙，据嘉庆版《华阳县志》记载，有纪念西汉蜀郡守文翁的文翁祠，纪念北宋赵抃的赵清献公祠，纪念北宋范仲淹的范文正公祠，纪念明代张居正的张文忠公祠等。在众多祠庙中，以武侯祠影响最为巨大。

　　据嘉庆版《华阳县志》载：“诸葛武侯祠，即汉昭烈帝庙，南城外里许。”南郊外的武侯祠属成都府华阳县，是中国唯一一座君臣合祀的祠庙。千古良相，历代推崇，清代对纪念诸葛亮的祠庙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修缮，以凸显儒家文化中的君臣观念和忠义思想。在祭祀方面，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成都县和华阳县的士绅向政府上书，拟于每年春秋两季致祭诸葛亮，这一申请得到了皇帝的同意。

　　武侯祠不仅规格高，而且风景独绝，苍苍柏树最有特色。早在明代，武侯祠就被认定为“成都十景”之一。明蜀成王朱让栩《长春竞辰稿》中收录了一首《成都十景》：“古柏森森碧叶齐，春城日暮草堂西。岷山雪霁排银壁，浣花烟笼锁翠堤。橘井香浮金盏注，墨池色润采毫题。济川舟送钟鸣远，官柳桥边匹马嘶。”诗中概括了成都十景，包括龟城春色、岷山晴雪、閟宫古柏、市桥官柳、草堂晚眺、橘井秋香、墨池怀古、济川野渡、昭觉晓钟、浣花烟雨。“閟宫古柏”中的“閟宫”，是神庙的古称，后也泛指祠堂，在此专指武侯祠。“閟宫古柏”闻名天下，还要感谢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正如其诗《蜀相》所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从三国至今，武侯祠延续了将近两千年，成为成都市地标性古建筑，也是享誉全球的三国文化胜地。

　　唐宋以来，成都形成了“两江环抱”的格局，“亲水”之城城内津梁繁多。成都曾有二仙桥，传说吕洞宾与韩湘子在此桥相会，又称遇仙桥。在成华区境内的二仙桥，在清代道光年间消失，地名保留下来，沿用至今。在华阳县中兴场也有一座石拱桥叫二仙桥，横跨于府河两岸，造型古朴优美，宛如长虹卧波，静静守候了近200年。

　　二仙桥选择建在中兴场，是由其地理位置和商贸地位决定的。中兴场建于清代乾嘉之际，在清末民初是华阳县六大场镇之一，位于府河南侧，是成都城南边的水陆交通要冲，物资集散的重要码头。二仙桥位于江安河与府河交汇处，于道光五年（1825年）由二江寺主持募捐兴建，因位于二江寺附近，所以又被称为二江寺桥。桥身整体由红砂石砌成，全长约115米，桥面宽8米，为七孔卷拱石桥，桥墩建有巨大鱼嘴，以降低水力冲击。据相关史料记载，中孔之卷拱顶上还刻有“天理良心”四个大字和一白色圆球似的银锭，据传是为修桥余资铸成。

　　成都境内大部分古桥已消散于历史烟云，而二仙桥能够幸运地保存至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成为成都古桥的见证和缩影。河水有声，石桥无语，今日的二仙桥已成为成都市境内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石拱桥，于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开展全国地名普查，由于四川以“中兴”命名的场镇较多，为纪念消失的华阳县（758年-1965年），将原华阳县中兴镇更名为双流县华阳镇，以表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传统文化的延续。2006年9月，撤销华阳镇改建华阳街道。2014年，华阳街道全境属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代管。古县已消失，斯名当永存，在比砖头还厚的泛黄志书里，仿佛还能瞥见成都府华阳县的背影。

　　古代常以“阴”“阳”表示方位，习惯称“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在巴蜀一带，除了华阳外，还有诸多带“阳”的地名，如四川德阳、泸州江阳、重庆云阳等。那华阳的命名依据是什么？

　　“华阳”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意思是九州之“梁州”范围在秦岭以南，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一带。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就以“华阳”为名。唐《元和郡县图志》云：“华阳县，本汉广都县地，贞观十七年分蜀县置。乾元元年改为华阳县，华阳本蜀国之号，因以为名。”作为一本权威的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比较靠近“蜀县”更名“华阳”之时。这可以佐证华阳县并非按照“山南水北为阳”命名，而是延续了历史传统，沿用了蜀地古名。

　　为何使用了115年地名的“蜀县”会改名“华阳县”？据嘉庆《成都县志》载：“乾元元年，因元宗狩蜀，驻跸成都，改蜀县为华阳。”文中“元宗”即“玄宗”。民国《华阳县志》有载：“明皇西幸，驻跸成都，始改蜀县为华阳。”由是观之，“蜀县”的更名，不能仅从政区调整的角度来思考，同时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自长安仓皇出逃，于当年七月到达成都。一年后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唐玄宗在成都共待了18个月，于至德二年（757年）返回京师，成为太上皇。758年，即唐肃宗乾元元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行政区划调整，主要郡改州。玄宗入蜀期间，成都府是皇家避难地，作为战时“陪都”，拟将其下辖的“蜀县”改为“华阳县”，亦在法理之内、情理之中。玄宗此行还为成都留下了一个在历史上存在时间极短的名字——南京，李白有诗《上皇西巡南京歌》为证。

　　自唐以来，文庙（学宫）渐渐形成了儒家“庙学合一”的教育规制。在成都，由于府县同城，所以在明清时期共修建了三座文庙，分别是成都府文庙、成都县文庙以及华阳县文庙。

　　成都府文庙大概位置在今成都石室中学文庙校区，华阳县文庙就在其右侧，成都县文庙则在北门，位于今天的文武路北侧，当年广为流传的民谣唱道：“北门文庙文殊院，一前一后隔不远。”

　　据嘉庆《华阳县志》中县文庙图所示，文庙按官方定式而建，但有些特别之处，如大成殿屋顶为单檐歇山式建筑，而像双流、温江、崇州文庙的大成殿屋顶均用重檐歇山顶；还有崇圣祠，不在文庙中轴线上，而是偏安一隅，建在了大成殿的左后方；学宫和文庙的布局也非常见的“左庙右学”或“右庙左学”，而是少见的“前庙后学”。据笔者推测，上述原因的形成，或是受到风水堪舆学说的影响，或是受到建设用地不足的限制。

　　抗战期间，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内迁成都，与华西协和大学合称“五大学”，在华西坝共同办学。燕京大学的男生宿舍就借用了华阳县文庙，且以大成殿作为餐厅。

　　如今，老成都的三座文庙都早已消失，唯留存于史书方志中，仅剩成都府文庙的大成殿被异地迁建于金堂，而旧址上至今还保留着文庙前街、后街、西街等老地名，散发出厚重的文教气息。著名的石室中学就位于文庙前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的余荫之下，默默赓续着巴蜀文化的宝贵基因。

　　从文庙再看书院。书院是我国特有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制度，肇始于唐，发展于宋，兴盛于明清，衰败于清末，在历史上存在了上千年之久。清代，成都府的诸多书院中，以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最为著名。锦江书院取“锦江”之名，位置在成都府学之后，属华阳县范围。嘉庆《华阳县志》有载：“治南府学明伦堂后，汉太史文翁石室遗址。”清康熙年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度郡黉右偏有隙地，败砾荒烟，岁久未治，乃蠲俸金创置”，在成都府学（文庙）之西侧，创建了锦江书院，以培育全省俊秀之才，上承文翁之化，下开巴蜀之学。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川锦江与江苏钟山、湖南岳麓等全国18座书院被列为省级书院，由此锦江书院成为官方正式确定的全省最高教育机构。历雍正、乾隆、嘉庆等朝代，锦江书院经过数次扩建增修，规模宏大，屋舍完备，成为闻名全国的省级书院。锦江书院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创设起，到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成都府师范学堂止，前后存在了近200年，学院名师汇聚、人才辈出，彭端淑、李惺、张晋生等学者在此执鞭，罗江李调元、汉州张邦伸等俊秀在此受教。除了久负盛名的锦江书院外，华阳县境内还有大益书院、潜溪书院、元音书院、龙潭乡学等教育机构，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广大学子提供了读书平台。

　　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教育资源、良好的求学环境，有清一代，成都府华阳县共中式211个举人，中式30个进士，进士数量位列四川第二（第一名是重庆府涪州），举人数位列四川第二（第一名是成都府成都县），在全省科举考试中独领风骚，跻身巴蜀文教领域的“第一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