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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歌是最早出现的文学形式之一，随着《诗经》这一诗歌总集的问世，以及后来儒家学说的推广，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成为了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在《诗经》的影响下，后世诗人开始模仿其体制做四言诗，在汉代四言诗尤其风靡，人们不但发扬了《诗经》中庄严肃穆的祭典类诗歌，创作出大量政治教化诗，诗人们还开始打破《诗经》的桎梏，将个人的情感投入其中，这为后来的诗文化发展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记录了中国先民们在周代早期创作的大量诗歌，其中既有官方创作的祭祀用诗，还有百姓们描写自然事物，抒发内心情感的作品，在孔子及其学生的收集整理之后，《诗经》的内容被确定了下来。

　　在《诗经》问世之后，其迅速成为中国读书人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教材之一，相较于《尚书》等古文，《诗经》的文字更加生动，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自然和科学知识，其内容也都和礼教制度有一定关系，孔子甚至说如果读书人不学习《周南》和《召南》，那就好比面墙而立，学问之路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前进。

　　而后，孟子、荀子等儒家先哲们也对于《诗经》十分推崇，孟子更是经常借助《诗经》的帮助来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来给听者描述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

　　荀子和孟子不同，他认为诗歌和音乐舞蹈是三位一体的存在，而这些东西都是指引百姓向善的。因此发展诗歌可以更好地帮助百姓理解真善美，这对于恢复礼教很有帮助，因此荀子对于《诗经》的重要性也持肯定态度。

　　到了汉代《诗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汉代初期一些经学名家开始为《诗经》作注，这让《诗经》的文化内涵变得更加丰富，也让后来的学子们更加方便理解，其中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创始的古文经学“毛诗”最具影响力。

　　毛诗不但整合了前人们的治学结果，更为我国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调，他们首先对诗歌的含义进行了解释：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随后又对诗歌的作用进行了阐释，认为其是宣传教化，改善风俗，稳定社会结构的绝佳工具，这一论调也得到了后世经学家的认可。

　　在这种理论支持下，诗歌的政治意义被放大，其不再是先秦时期的民间文学，而是变成了一种服从统治者意志的文字工具。

　　而在汉朝发展历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国家的统治思想也在悄然转变，在汉武帝时，国力空前发展，于是其放弃了之前汉代采用的休养生息的政治路线，开启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时代。

　　此后汉朝政府官方开设了教授儒家理论的学校，其中《诗经》是每位学生都要研习的经典之一，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四言诗成了汉朝文人的必备技能，这对于四言诗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在经过儒家学子的注释之后，《诗经》中的诗歌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这也让诗歌创作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汉代建立的时候，为了凸显皇权的正统性，汉代统治者制定了一套颇为复杂的礼教体系，如何将这种体系传播开来，成为了汉代臣子的重要职责。

　　在这个时候诗歌作为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汉代学者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教化诗歌，这对于汉王朝权威的树立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在《诗经》中，《雅》、《颂》两部分就有“叙先烈，述祖德”的作用，汉代的部分四言诗也很好的继承了这一点，其内容多为记述前人功德品行的诗句，但其中还含有推行教化的部分，这让这些诗歌成为了汉政府的绝佳教化材料。

　　比如汉高祖姬妾唐山夫人就曾作《安世房中歌》，其内容包含了对祭祀场面的描写，以及对于汉高祖丰功伟绩和高尚人品的称颂，此后其也一直被运用于各种祭祀场合，为汉代百姓所熟知。

　　虽然这首诗的主题诗歌颂汉高祖刘邦，但是其还有很强的社会教化意义，这首诗的开篇便提到了“大孝备矣，修德昭清”，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孝”的重要意义，后续诗文中孝字更是多次出现，这种反复强化令孝这一概念深入人心。

　　在汉代的政治体系中，孝被视作礼教的发源，因此汉代统治者对于孝这一概念格外重视，从汉惠帝开始，汉代皇帝的庙号中均加上了孝字，而汉代百姓也深深认可了这种概念，这最终让孝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来在司马家建立晋朝的时候，为了争取百姓的支持，也将孝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但由于司马家得国不正，其家族内部又有许多龃龉，因此这反而成了一个笑话，但这依然从侧面显示出汉代对于百姓的教化有多么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四言诗也是做出了贡献的。

　　汉代另一组具有教化作用的诗歌便是汉武帝时期所做的《郊祀歌》，这是一个由五首诗歌组成的诗集，其内容为汉代皇帝祭祀五帝时的祭文，这些诗歌的推出令百姓们对于盛大的祭祀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这些诗歌用庄严肃穆的文字令祭祀活动变得更加神圣，这让百姓更好地理解了汉代的礼乐制度，这对于稳固汉代的政治结构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汉代的官员以及周边国家的使者也会用创作四言诗的方式来歌颂汉朝皇帝的功德，比如白狼国国王就曾经创作过“愿主长寿，子孙昌炽”、“圣德深恩，与人富厚”、“传告种人，长愿臣仆”等作品来表达对于汉天子的感谢之情。

　　汉代初期四言诗和政治之间联系紧密，很多诗歌的内容都是为政治工作服务的，后来这些诗歌也成为了“雅乐正声”，但在儒家理论的束缚下，这些诗歌的内容和表达形式具有很强的模式化色彩，这让这些四言诗歌稍稍缺了那么一些生气。

　　除了歌颂统治者功德的诗歌之外，《诗经》中也不乏讽刺诗歌，其中《硕鼠》、《羔裘》等作品都是经典之作，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发源。

　　汉代这种类型的四言诗也不鲜见，最早的时候文人，一般用这种诗歌来匡正统治者的得失。比如韦孟作为楚元王的太傅，在看到楚元王之孙刘戊品行有亏之后，就曾经写诗来进行讽谏。

　　韦孟对于讽谏对象的批评并不强烈，其中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反思，希望用自己的德行唤醒被讽谏之人，这和后来的讽刺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现节录其部分诗歌如下：

　　韦孟的六世孙韦玄成也是作讽刺诗的大家，和韦孟一样，韦玄成的讽刺诗用词也十分内敛，诗风平和中正，其最著名的讽刺诗乃是自讽的《戒子孙诗》，其文字读来和雅乐几无区别，堪称难得佳作：

　　“尔无我视，不慎不整。我之此复，惟禄之幸。于戏后人，惟肃惟栗。无忝显祖，以蕃汉室。”

　　到了现西汉末年，随着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百姓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那些贵族却凭借手里的权利肆意鱼肉百姓，这让百姓们苦不堪言，汉元帝时宦官石显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许多人依附投靠他们之后也飞黄腾达，百姓们对于这些小人十分看不起，便做了《牢石歌》进行讽刺：

　　意为质疑某人是否是牢梁、石显和五鹿充宗的朋友，否则怎么能有如此多的官职，如此大的权力呢。相比于韦孟和韦玄成的讽刺诗，百姓们创作的诗歌可谓直抒胸臆，直接对贪官污吏们发起了抨击，这种讽刺诗歌的创作形式后来演变为各式各样的民谣，不过后来的民谣大多用拆字或者其他事物指代讽谏对象，不像《牢石歌》如此直接。

　　除了攻击贪官污吏之外，百姓们也会创作诗歌来描写当时国家的黑暗，比如西汉末年民间流传的一首童谣，就将当时百姓们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呈现了出来：

　　除了讽刺和攻击之外，百姓们还会用诗歌来纪念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好官员，这种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统治阶级的讽刺，比如曾经跟随光武帝立下大功的蒋衡由于受到小人诬陷，光武帝误以为他要谋反，便将其处死。

　　百姓们得知此时后，创作了一首童谣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对光武帝的怨恨：“君用谗慝，忠烈是殛。鬼怨神怒，妖氛充塞。”光武帝听到这首童谣后意识到自己错怪了蒋衡，便将其九个儿子全部封侯，这也算是童谣为其清洗了冤屈。

　　汉代四言诗继承了《诗经》中讽刺诗的形式，但是其在表述上却呈现出两个极端，既有韦氏那种变向雅作的作品，也有直接攻击时政的民谣，这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发展拓宽了方向，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

　　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以《诗经》为首的四言诗歌曾经被视作一种经典的文学体制，儒学家对诗歌的内容和行为方法都做出了十分细致的规定，这让诗人们很难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创作的诗歌类型越来越多，其中的内容也包罗万象，这让四言诗走出了庙堂，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文人们开始在诗歌中直抒胸臆，这让四言诗的创作更加生动，也被赋予了更为独特的艺术魅力。

　　比如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张衡，其虽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是其性格淡泊，不喜名利，这和当时官场上的风气格格不入。当时官场上的高官们，自然不愿意启用这样的“怪胎”，因此张衡一生都没有得到重用。

　　于是张衡创作了《怨诗》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心境，这和之前屈原的作品非常类似，可以说张衡的作品将先秦诗歌的两种经典结合在了一起，这让其焕发出了别样的魅力：

　　“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我闻其声，载坐载起。同心离居，绝我中肠。”

　　除了怀才不遇的才子之外，汉代的四言诗还涉足了另一个包含了最丰富情感的领域——爱情，其实在《诗经》中就有很多描写爱情的诗歌，其中《蒹葭》等诗歌至今认为人们广泛传颂，但是《诗经》中的爱情诗歌，整体表达还是比较含蓄的。而汉代的爱情诗，则突出了主人公或作者的主体地位。

　　比如秦嘉的《述婚诗》中虽然将大多数的篇幅用在了描写当时的婚俗礼仪上，但是其全诗最重要的一句却是末尾的“我之爱矣，荷天之休”，此句包含了诗人对于自己妻子的浓浓爱恋，这种强烈的自我表达也是汉代四言诗和《诗经》的最大区别。

　　虽然中国古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一般更倾向于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很少直接表达纯粹的欢乐，但在汉代的四言诗中还是有类似的作品的，其中最知名的便是《善哉行》，诗歌中用生动的文字描述的宴会的欢乐景象，至今读来依然令人身临其境：

　　“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

　　汉代的四言诗在经过发展之后，终于突破了儒家范式的桎梏，诗人们开始在诗歌中表述自己内心的感情，和《诗经》相比，诗人们开始站在自己的角度表达情感，而非借助其他意象，这也代表着文学发展的重要进步。

　　结语我们在提到汉代古诗的时候，人们一般会想起《古诗十九首》，因为其和后世最为兴盛的唐诗更加类似，但事实上在汉代四言诗歌才是文坛主流，虽然其后来渐渐式微，但汉代文人在四言诗发展过程中的探索和尝试，依然为我国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最终才带来了魏晋时期文学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诗经》 《汉诗选笺》 《汉书》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