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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侯宝林的一生，创作出《北京话》、《改行》、《关公战秦琼》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他，从始至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艺工作原则，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而真正让侯宝林明白“艺术服务于人民”这一道理的，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据侯宝林生前回忆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了他在相声创作领域诸多的借鉴和启示。毛主席本人也非常喜欢自己为他讲相声。

　　毛主席又为何十分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今天，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毛主席与侯宝林。

　　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于天津的一户贫民家庭。4岁时，他被养母的二哥张金斌从天津乘坐火车送到北京地安门外的侯家，从此改姓。

　　然而新的家庭并没有为侯宝林带来幸福的生活，他的养父侯连达是一名厨师，在载涛府做菜为生。微薄的收入，让这个家庭连日常糊口都十分艰难。因此，侯宝林在12岁时便不得不开始跟着戏曲师傅学艺，以求未来养家。

　　在拜师学艺的路上，侯宝林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据晚年的他回忆称：当时自己的养父母和师傅签订了“生死契”，这种契约与卖身契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师傅对弟子有着打骂管教的特权，一旦弟子忍受不了中途逃走，或因事故死亡，弟子的家长需要赔偿损失。

　　就这样，侯宝林在师傅的皮鞭下数年如一日地刻苦学习戏曲。侯宝林说：“那时的师傅坚信不打不成器，无论你做得好，做得不好。聪明，还是不聪明都免不了挨打。”当记者问到他中途有没有“逃走”或“放弃”的念头时，侯宝林苦笑道：

　　实际上，在侯宝林学艺的第二年，侯宝林就因不堪受师傅、师兄的侮辱中途逃走，后被养父侯连达强行拉回到了师傅那里，继续过着挨打如家常便饭的演艺生活。

　　苦难的日子里，侯宝林唱戏班旁边的高德明、朱阔泉等人的相声场，成为了侯宝林生活中的慰藉。

　　一次偶然的机会，侯宝林在唱戏后开始到一旁的台前尝试单独表演相声，讲得有模有样。相声艺人常宝臣见此人是块好苗子，于是将侯宝林纳为徒弟，传授他相声艺术。

　　但是，侯宝林“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行为，被唱戏班所不容。没过多久，侯宝林便被戏班“逐出师门”，可对于侯宝林而言，放弃戏曲转入相声，正是自己想要的选择，恰如鱼入大海，鸟上青天。

　　在全身心扑入相声艺术后，侯宝林“说学逗唱”的基本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先后与周玉奎、刘醒民等相声大咖互为搭档，逐渐在京津相声圈内小有名气。

　　然而一连串的不幸，却在侯宝林投身相声艺术后不久接踵而至：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悍然全面侵华，相声表演因战乱备受打击。1938年，侯宝林的养父侯连达莫名失踪。

　　同年10月，侯宝林与侯宝林与陕西巷卖粥的连老头的女儿连秀贞结婚，但随后两人好不容易拥有的一个孩子早早夭折。

　　一时间，侯宝林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和迷茫之中：为何自己已经如此努力地活着，却依然看不到日子里一缕希望的光芒？

　　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中尤为艰难困苦的时刻。然而也正是在此时，毛主席在陕西延安撰写的一篇文章，给予了侯宝林以及无数在那个时代迷茫的人问题的答案。

　　千百年来，艺术一直被人视作服务上层，附庸风雅的存在。然而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破天荒地提道：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毛主席的这一番话，让从事相声艺术数载的侯宝林宛如醍醐灌顶：相声作为通俗的语言艺术，难道不正应当“认真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吗？

　　从此以后，侯宝林将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奉为圭臬，时时用它来作为衡量自己相声表演的标准：在1942年——1949年，侯宝林与张寿臣等搭档创作出了诸多如《俏皮话》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与此同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1945年9月2日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历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在1949年4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侯宝林、郭启儒等相声艺术家有了一次为毛主席等人献上相声艺术表演的机会。

　　侯宝林与郭启儒这对搭档，为毛主席献上的相声节目为《婚姻与迷信》。这段相声主要讲述了古代封建婚姻中对男、女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在婚姻礼仪上对女性的侮辱和歧视，尤其是对上花轿、进门、坐帐、铺床等一套传统的繁文缛节，用幽默辛辣的方式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候、郭两人一捧一逗，用简单的语言将封建旧社会的丑恶婚姻顿时刻画得入木三分，令台下的观众都不由得捧腹大笑，其中也包括在看节目时素来不喜欢笑的毛主席。

　　毛主席在看节目演出的时候不爱笑，是在党和军队中出了名的——这并不是因为毛主席为人一直很严肃，而是他不愿意因为发出笑声影响其他人看演出。

　　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称，看节目演出时的毛主席实际上感情非常丰富。在有一次看《铡美案》这出戏时，毛主席甚至偷偷流下了眼泪。

　　因此，每当毛主席看一些令人发笑的节目时，实际上他自己早已脸憋得通红，但就是因为怕影响到其他的同志忍住不笑。可当毛主席看到侯宝林、郭启儒二人的《婚姻与迷信》时，竟然破天荒地头一次发出笑声，可见侯、郭二人的表演堪称相当成功。

　　从此以后，毛主席对侯宝林相声表演的喜爱便一发不可收拾。1950年，侯宝林参加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致力于剔除旧社会相声艺术的糟粕，创作更多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人民群众生活的作品，让相声艺术获得了新生。

　　而对相声艺术事业予以大力支持的毛主席，也在建国后经常听侯宝林的相声，在放松心情的同时，能够通过相声艺术侧面了解当前的人民群众生活风貌。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慢慢发现了毛主席对侯宝林相声的痴迷，主席忙完工作感到身心疲惫，或因国家经济建设和前线战事感到有压力时，只要听过侯宝林的相声，神色就会舒缓很多。毛主席除了自己愿意听侯宝林的相声外，还非常喜欢拉着朱德等老战友，一起去听侯宝林的相声，并且对朱德等人说：

　　但是，毛主席这样“痴迷”的观众后来为侯宝林增添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苦恼”。原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相声艺术在经历过剔除糟粕以后，内容创作也是百废待兴。经历过数次为毛主席献上演出，侯宝林的段子和包袱慢慢“见底”了，侯宝林认为总不能让主席来回听过去的旧段子，于是就开始和搭档们绞尽脑汁地编写一些反映人民生活现象的新段子，讲给主席听。

　　在一次演出中，侯宝林为毛主席献上了一个由他本人亲自创作的新相声，这段相声主要讽刺了生活中胸无点墨，却又不懂装懂，附庸风雅的一批人。饰演“假诗人”一角的侯宝林在相声中说道：

　　侯宝林的这首“歪诗”，至少包含了三个历史典故，可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却十分驴唇不对马嘴。饱读诗书的主席听了侯宝林这名“假诗人”的一席话，顿时被逗得哈哈大笑，甚至在笑后不由自主地揉起了眼睛。可见侯宝林的这首“歪诗”，说到了毛主席的心坎里。

　　侯宝林借用相声艺术，讽刺那批不懂装懂的人，正与毛主席在1930年5月所著《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种的观点不谋而合：

　　尽管毛主席以及中国的许多人民大众非常喜欢相声，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声这门发源于清朝道光年间的艺术仍饱受着诸多争议。有人认为，相声是旧社会市井的产物，其中包含着一部分庸俗的成分，应当予以取缔。

　　面对着这种对相声艺术的否定声音，毛主席力排众议，说道：“只要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愿意听、愿意看的东西，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过去的相声确实有些糟粕是不假，但只要经过改造，它还是能够服务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

　　在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下，由侯宝林等人参与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致力于剔除过去相声中媚俗、挖苦生理缺陷群体以及对捧哏进行人身攻击等内容，终使相声脱胎换骨。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对艺术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学术工作主张百家争鸣”，史称“双百方针”。一时间，诸如《买猴》、《开会迷》和《统一病》为代表的优秀相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

　　由于相声表演的自身语言特色，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毛主席还大力普及广播站、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的建设，让昔日活跃于市井的相声艺术借助着大众传媒从此“飞入寻常百姓家”。

　　因为相声艺术的传播范围广泛，易于人民群众接受，在20世纪70年代我党还鼓励艺术家们创作了一批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的优秀相声作品，相声一时间被人尊称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逝世——主席逝世的消息，让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倍感哀痛。在主席生命最后的几年，他也一直惦记着侯宝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侯宝林被请入京为病重的毛主席录制相声，以期缓解主席的病情。

　　晚年的毛主席，在听到侯宝林的相声后依然会开怀大笑，并不止一次地说道：“相声艺术，我们还是要保留的。”

　　因此，晚年的侯宝林多次感慨过：“相声艺术能够传承和保留到今天，也有毛主席的一份功劳！”

　　1993年2月4日，一代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因病逝世。这位为人民艺术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艺术家，他或许并没有从此离去，只是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同那个一直勉励他的历史伟人，讲述中国在他逝后历经的发展与成长，还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