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宠网相声，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它以说、学、逗、唱为形式，突出其特点。著名相声演员有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马季、赵炎、常宝华，侯耀文、石富宽、师胜杰、冯巩、牛群、姜昆、李文华、郭德纲、于谦等。

　　2018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天津师范大学为相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2019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检查和调整工作，相声保护单位为中国广播艺术团。

　　相声有三大发源地：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和南京夫子庙，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是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它是由宋代的“像生”演变而来的。到了晚清年代，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讲，各地也有以当地方言说的“方言相声”。在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三种。单口相声由一个演员表演，讲述笑话；对口相声由两个演员一捧一逗，通常又有“一头沉”和“子母哏”两类；群口相声又叫“群活”，由三个以上演员表演。传统曲目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解放后除继续发扬讽刺传统外，也有歌颂新人新事的作品。传统曲目有《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贾行家》、《扒马褂》等，总数在两百个以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则以《夜行记》、《买猴》、《帽子工厂》等影响较大。

　　相声用笑话、滑稽地问答、说唱等引起观众发笑的一种曲艺形式。用笑话、滑稽问答、说唱等引起观众发笑。多用于讽刺，现也用来歌颂新人新事。

　　相声一词，古作象声，原指模拟别人，又称隔壁相声。经华北地区民间说唱曲艺进一步演化发展，并融入了由摹拟口技等曲艺形式而形成，一般认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形成。以说笑话或滑稽问答引起观众发笑的曲艺形式。至民国初年，象声逐渐从一个人摹拟口技发展为单口笑话，名称随之转变为相声。后逐步发展为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综合成为名副其实的相声。经过多年发展，对口相声最终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相声形式。

　　晚清年间，相声就形成了现代的特色和风格。主要用北京话，各地也有“方言相声”。

　　相声形成过程中广泛吸取口技、说书等艺术之长，寓庄于谐，以讽刺笑料表现真善美，以引人发笑为艺术特点；以“说、学、逗、唱”为主要艺术手段

　　张三禄是当今社会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相声艺人。根据相关记载并推测：张三禄本是八角鼓丑角艺人，后改说相声。他的艺术生涯始于清朝道光年间。在《随缘乐》子弟书中说：“学相声好似还魂张三禄，铜骡子于三胜到像活的一样。”

　　朱绍文（1829—1904），相声界的祖师爷。[3]艺名穷不怕，汉军旗人，祖籍浙江绍兴。他演出时打击节拍的竹板上刻着“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的字句。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相声演员表现出民族气节。常宝堃曾经两次因为讽刺日治政府而被捕，张寿臣公开赞扬吉鸿昌等人的抗日，批评当局不抵抗政策；也曾为讽刺当时天津警察“贱”遇到麻烦。[5]

　　在叙事艺术中，由富有穿透力的情节构成了—个有头有尾、线性发展的封闭性结构，这种结构不允许来自外部的干扰。在戏剧艺术中，有第四堵墙的理论。它要求在演员与观众之间树立起一道假设的墙，这堵墙使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带有间接的性质。

　　相声艺术则不同，相声中的“情节”是若断若续、若有若无的。因此，相声的内容使人感到是不确定的。相声的包袱常常给观众提供假象，而将真相隐藏起来。这样一来，就促使观众主动进行思考，因而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思想交流。相比之下，评书（及其它一些曲艺）演员不仅将事情的因果关系解释得清清楚楚，而且还通过得胜头回预先明确故事的主题和结局，听众只需被动接受。在相声表演中，演员不再享有评书演员那种“说书先生”的地位，演员与演员、演员与观众都是以一种平等的对话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可以对事物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这种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意见，既构成了相声形式上的特点，又是相声中喜剧性矛盾的来源。在这里，演员的一切言谈话语都要接受另一个演员和广大观众的严格检验，他的种种故弄玄虚、自相矛盾、荒诞夸张、逻辑混乱的话语都逃不过观众的耳朵，他往往因“出乖露丑”受到哄堂大笑，处于“下不来台”的“尴尬”境地。观众则通过笑声感觉到自己在心理上的优势，并在笑声中受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相声的欣赏过程能够更好地实现“寓教于乐”的目的，因而相声艺术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相声表演采取直接面向观众的方式，“第四堵墙”在相声表演中是不存在的。许多演员还直接向观众提问，或解答观众提出的问题，并满足观众的要求。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演员与观众的联系与交流。

　　在相声的欣赏过程，观众虽然一般不能直接与演员进行对话，却可以通过笑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另外，在许多相声中，捧哏演员的话往往代表了观众的观点，捧哏演员往往是作为观众的代言人与逗哏演员进行对话。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相声的表演和欣赏过程中，演员与观众的交流是双向的，十分密切的。这一特点是与它特有的艺术形式——对话的形式分不开的。这种形式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参与意识，由此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相声与观众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它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幽默，表达了群众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乐观精神，并对生活中的假恶丑进行揭露和讽刺。相声以其充满生活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成为优秀的民族艺术之花。

　　相声表演方式最初有两种，在帷幕中表演的相声称“暗春”，公开表演的相声称“明春”。到了清宣统三年（1911年）后只有“明春”一种在继续发展。相声的形式共分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三种。单口相声，是一个演员表演的长短笑话。对口相声，是两个演员表演的，叙述人甲称“逗哏”，辅助对话的乙称“捧哏”，表演时，依甲乙二人说表内容的轻重与语言风格之不同，又可分为“一头沉”、“子母哏”和“贯口活”三类。群口相声，是三个以上演员共同表演的，甲称“逗哏”，乙称“捧哏”，丙等称“腻缝”。

　　一段相声一般由“垫话儿”——即兴的开场白；“瓢把儿”——转入正文的过渡性引子；“正活儿”——正文；“底”——掀起高潮后的结尾四部分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创作的相声也常有省略“瓢把儿”的。相声用艺术手法组成“包袱儿”，表演当中通过说表而“抖响”使人们发笑。其手法计有：三番（翻）四抖、先褒后贬、阴错阳差、一语双关、自相矛盾、表里不一、歪讲曲解、违反常规等数十种。每一段相声里一般含有四五个以上风趣幽默的“包袱儿”。

　　著名相声艺术家马季在谈及相声的基本概念时指出：“（相声）就是通过组织一系列特有的‘包袱’来使人发笑的艺术，这里所指的包袱是语言艺术的包袱，这里所指的语言是包袱艺术的语言……语言、包袱儿、笑声，可说是相声艺术的三大要素，并且缺一不可。”（引自马季《卅年回首一吐为快》载《曲艺》1987年第2期）。在他列举的三要素中，语言、笑声是其它一些喜剧艺术也具有的，只有包袱才是相声艺术特有的。包袱在相声艺术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包袱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是我们研究相声艺术的关键。

　　“包袱”一词是个形象化的比喻词，它实际上指的是相声中喜剧性矛盾酝酿、发展的一个过程。所谓的“三翻四抖”，则是相声包袱常采用的结构。其中“三翻”是指对矛盾假象反复进行渲染和强调；“四抖”是指在三翻之后揭露矛盾的真相。喜剧矛盾的特征是“用另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引自马克思《导言》载《马恩全集》第1卷第5页）。因此在喜剧矛盾中，各种假象就特别多。假象其实也是一种现象，它的特点是能够提水与其本质相反（或相离背）的表象，然而，假象又是以其特有的方式极为深刻地反映着本质。因此，真实的喜剧矛盾具有着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的特点。在对口相声中，喜剧矛盾——包袱的双方（现象与本质等等）由捧逗双方分别担任，并通过对话逐步揭露矛盾。喜剧艺术手法（如夸张、误会、巧合等）为各门喜剧艺术广泛采用，并非相声所独有。然而，相声在运用这些手法时自有其特点。例如，许多戏剧、电影运用视觉形象构成误会，（影片《大独裁者》、《黑郁金香》等都出现了两个相貌酷肖的人）而相声在运用误会手法时却大都依靠对话。例如《改行》中说到艺人龚云甫改行卖菜，他把“挑子一放，一摸肩膀儿，这个痛啊！他把《遇皇后》的叫板想起来了：‘唉、苦哇！’老太太一听：‘噢！黄瓜苦的，不要啦。’”很显然，这个包袱采用了误会手法，误会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造成的。离开了对话的双方，也就无法引起误会。

　　通过对话组织包袱，是相声中运用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不仅在“子母哏”类型的相声中是如此，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也是如此。不仅在对口相声中是如此，在单口相声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单口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中，那个攒底的包袱就是由皇帝朱元璋和他的群臣之间的对话构成的，这类利用对话构成的包袱在相声作品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对话不仅体现于包袱的组织方法上面，而且体现于各种相声艺术手段的运用上面。“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种最基本的艺术手段，“说”是说笑话和绕口令，“学”是模仿各种叫卖声、唱腔和各种人物的语言，以及模仿各地方戏曲。“逗”是抓哏逗笑，“唱”专指唱太平歌词。这些艺术手段的运用只有纳入对话的范围才是符合相声创作艺术规律的。[6]

　　北方（北京线年后，一大批以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为代表的从中国建政之前就在说相声的演员逐渐转型，将相声的内容加以改造，去掉了大量、挖苦别人生理缺陷之类的段子。相声快速普及，成为全国性、全民性的曲艺形式。相声的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以声音为主的艺术，适合以被普及的无线广播作为主要媒体。相声被称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除了重新整理的传统相声之外，初期还有很多讽刺型的相声，讽刺“旧社会”或者新时代思想落后的人。1958年总路线时期，一批歌颂型相声开始大量出现。其间以马季等为代表人物。

　　1976年后，相声迅速走红，以杨振华、金炳昶的《假大空》，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相》和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为代表的一大批讽刺“”的相声迅速流行。从前侯宝林等人的相声也重新在广播电台播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小品的冲击下，表演形式简单的相声不再得到以电视为主要传播媒体的观众的关注。一些新的相声形式如弹唱相声、相声剧等发展起来，但市场仍不大（与此同时，大量相声元素被吸收到小品中）。尽管如此，这段时间里相声还是获得了不小的发展：新一代演员涌现，各种内容和形式上崭新的相声段子不断登台，形成了有别之前的“当代相声”。其中无论是歌颂娱乐型还是针砭时弊型的段子，都有很多深受大众欢迎的例子。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大小文艺场合，相声仍是娱乐大众的主角。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声开始逐渐式微，新段子越来越少，脍炙人口的更是凤毛麟角，老式的纯娱乐风格相声开始逐渐占据绝对主流地位。在此同时，包括许多知名演员在内的相声演员离开了相声舞台转而从事其他工作，可是新人中能接班的却不多。相声的地位逐渐为繁荣的小品所取代。

　　在21世纪初，相声在中国大陆处于青黄不接的局面：老一辈艺术家纷纷陨落，1980年代当红的演员们对于相声的发展也表现出了力不从心的状态；在为了重振相声举办的“全国相声大赛”中，新生代亦始终不见勃兴。（中国中央电视台分别在2002年元旦、2003年元旦、2006年国庆节和2008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举办了四届全国相声大赛。首届和第二届受到了观众的好评，第三届第四届相声大赛却被指“看不到相声的相声大赛”。

　　相声的发展前途不被多数人看好，但是在媒体以外的地方，许多以传统方式演出的相声剧团还是保留了一定水平并具有相当多观众的。在天津的许多小剧场与茶馆都可以听到相当精彩的传统相声。而同样曾在茶馆传统方式演出的郭德纲在2005年之后的突然走红，虽然不同于主流的相声，但还是给观众带了一些对传统的认同。

　　粤语相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大众一般以为粤语相声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于粤语相声的身世，大众已较少争论。但是普遍认为，粤语相声是黄俊英在学习借鉴北方相声后，逐渐将其发展壮大的。

　　粤语相声始盛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黄俊英、杨达这对粤语相声搭档最广为人知。在此之前，较为人知的粤语相声演员有林兆明、张悦楷等。之后的粤语相声演员有何宝文、陈坚雄等。

　　粤语相声以生活趣事、粤语文化、语言方言等为主，贴近大众，发展到现代，在粤语地区已有很大一群拥趸，甚至影响了一代以粤语为母语的年轻人。

　　像北方相声一样，粤语相声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但在2016年5月开始，粤语相声效仿“德云社”驻点演出，开创一个名为“浄心堂”的平台，为重新竖起粤语相声的地位取得较好的效果。[7]

　　1949年，政府退守台湾，一批相声演员也到了台湾。当年，魏龙豪（魏苏）和吴兆南结识，在中国广播公司、警察广播电台等广播电台一同主持相声节目。随后在1967年起，开始收集资料灌制“相声集锦”、“相声选粹”、“相声捕轶”以及“相声拾穗”。

　　最初，相声的主要听众是以眷村为主的外省人。而后由表演工作坊（简称“表坊”）于1985年推出舞台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由李立群、李国修主演）之后，造成了轰动。

　　接着，“表坊”于1989年推出了《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由李立群、金士杰、陈立华三人主演），1991年推出《台湾怪谭》（李立群单口相声），1993年年推出《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由李立群、冯翊纲重新诠释），1997年推出《又一夜，他们说相声》（冯翊纲、赵自强、卜学亮三人主演），2000年，推出《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赵自强、金士杰、倪敏然三人主演）。最后，在2005年，推出了《这一夜，Women说相声》（方芳、邓程慧、萧艾三人主演）。

　　在1988年四月，冯翊纲、宋少卿组成相声瓦舍（随后加入黄士伟），开启了舞台剧融合相声艺术的创作表演。在2004年7月8日，辅佐“可以演戏剧团”推出第一部作品“给我一个胶带”。

　　1993年，台北曲艺团成立，除了相声以外，同时推出许多中国特有的说唱艺术，如双簧、数来宝、快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西大鼓、单弦等。

　　在2004年，倪敏然和艺人夏祎、干德门合演《大宅，门都没有》，同年和倪嘉升父子二人共同推出《没大没小说相声》，于2005年5月，获得第16届金曲奖传统暨艺术音乐作品类最佳曲艺专辑奖。[8]

　　1949年之后，一部分中国南部的演出团体前往马来亚地区发展（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尚未独立）。相声艺人冯翔、白言、路丁在马新地区表演相声。因为马新地区所独有的多元语言环境使得“马新相声”较“大陆相声”和“台湾相声”别具一格，但也因为中文并非主流语言的问题使得马新相声界的职业演员很少。[9]

　　●单口相声，由一个演员表演。长篇单口相声，通常分为数次表演，类似于评书，但更注重笑料。

　　●对口相声，演员人数为2人，演员为一捧一逗。依甲乙二人说表内容的轻重与语言风格之不同，可分为“一头沉”、“子母哏”和“贯口活”三类。

　　●群口相声，演员人数在3人或3人以上。甲称“逗哏”，乙称“捧哏”，丙称“腻缝”。

　　●讽刺型相声：可讽刺自己或别人。如侯宝林的《夜行记》（讽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姜昆的《如此照相》（讽刺文革时期的社会现象）。

　　●歌颂型相声：主要在中国大陆，通常要配合政府方针、政策。如马季的《新〈桃花源记〉》（歌颂社会主义农村新面貌）、侯耀文的《京九演义》（歌颂京九铁路建设者）。

　　相声演员既不是象评书及其它曲艺演员那样主要以叙述者的身份进行表演，也不象戏剧演员那样以剧中角色的身份进行表演，是以对话者的身份进行表演。相声演员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叙述性的语言，而是对话性（即问答式）的语言。在子母哏类型舱相声中，这一点比较明显。其实，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逗哏和捧哏的演员同样是在进行对话。逗哏演员的话语在内容上虽然确实有叙述的成份，但在形式上仍然表现为与捧眼演员之间的对话；在这里，叙述的内容只能作为答话说出来，而不能脱离具体的对话环境去讲故事。

　　相声演员在表演中始终是一个对话者，而不是行动者，相声演员主要靠对话塑造人物形象，而不是依靠外部形象和形体动作。相声演员的外部形象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一特点与相声的特殊审美方式有很大关系。有研究者认为相声表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我演我”的本色表演（见卢昌王《关于曲艺表演问题的几点思考》载《曲艺艺术论丛》第九辑76页），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一种虚拟式的表演。（见薛宝锟《笑的艺术》第64～65页）但无论如何，相声演员的形体动作只是为使对话更生动形象而采用的辅助手段，这些动作不象戏剧中的动作那样重要和完整。

　　在一头沉类型的相声中，捧哏演员的话虽不多，但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捧哏演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作为“相声是对话的艺术”这一命题“人证”。在相声的几个类型中，群口相声是在对口相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形成的，它将对口相声中的双边的对话转变为多边的对话；并且具有某些戏剧的成分。

　　单口相声的情况比较特殊。单口相声是从民间故事和笑话发展、演变而来的。它兼有故事和笑话的艺术特点。对此，专家们曾发表过精辟的意见。

　　说、学、逗、唱是相声传统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说”是叙说笑话和打灯谜、绕口令等；“学”是模仿各种鸟兽叫声、叫卖声、唱腔和各种人物风貌、语言等；“逗”是互相抓哏逗笑；“唱”相声的本工唱是指太平歌词。由于某些关系，过去电视上表演的相声都把所有的歌唱类归于唱中，这是不对的。只有太平歌词是唱，其他的都为学。相声中，常有偏重运用其中一二种手段的节目，比如《改行》、《戏剧与方言》偏重于“学”和“唱”，《八扇屏》、《春灯谜》以“说、逗”为主。演员也往往以其善于运用某一些手段而形成不同的风格。

　　讲故事，说话和铺垫的方式。包括说、批、念、讲四种手法。说，指吟诗、对对联、猜谜语、解字意、绕口令、反正话、颠倒话、歇后语、俏皮话、短笑话、趣闻轶事等。曲目主要有《熬柿子》、《五星楼》、《天王庙》等。批，批的曲目主要有《批生意》、《歪批三国》、《批聊斋》等。念，指”贯口”，曲目主要有《菜单子》、《地理图》、《洋药方》等。讲，讲的曲目主要有《讲帝号》以及单口相声《解学士》、《化蜡扦儿》等。

　　模仿各种人物、方言和其他声音，学唱戏曲的名家名段，现代也有学唱歌跳舞。各种口技、双簧，摹拟方言、市声以及男女老幼的音容笑貌、风俗习惯礼仪。曲目主要有《学四省》、《学四相》、《规矩套子》等。

　　摹拟方言，又叫“倒口”，过去也叫“怯口”，是为表现人物的愚昧憨厚。最初大多摹拟河北省深（泽）、武（强）、饶（阳）、安（平）一带的方言。当时，某些北京人讥讽从这些地方来京作工的人“怯”，诬为“一嘴蚂蚱籽，两腿黄土泥”的“怯勺”，带有明显的鄙视成分。后来发展到摹拟山西话、胶东话、天津线年代初，又扩及上海线年代中期以来，又增加了学英语。

　　解放以后，又出现了摹拟外国味的中国话、华侨说普通话等。学做小买卖的吆喝，又叫货声，主要摹拟卖大小鱼儿、卖茶鸡蛋、卖熏鱼炸面筋、卖硬面饽饽、卖馄饨、卖布头、卖估衣、卖包子的吆喝声。

　　制造笑料，抓哏取笑。甲、乙二人，一宾一主，一智一愚，以滑稽口吻互相捧逗，褒贬评论，讽刺嘲谑。曲目主要有《论捧逗》、《找堂会》、《老老年》等。

　　清末，英敛之《也是集续篇》中就曾提到相声演员是“滑稽传中特别人才”，形象地描绘了“逗”的艺术魅力，说：“该相声者，每一张口，人则捧腹，甚有闻其趣语数年后向人述之，闻者尚笑不可抑，其感动力亦云大矣！”可见，那时候的相声已经把“说”的形式、“逗”的内容、“学”的手段熔于一炉。

　　经常被认为是唱戏，唱歌。实际上“唱”是指演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是相声的本功唱。演唱“发四喜”、“弦子书”、“太平歌词”以及“农家乐”、“算了又算”、“十二月探梅”等民间小调，还有学唱各种戏曲、曲艺，统称之为“柳活”。但太平歌词才是相声本门的演唱，其它形式的唱可归纳到学，而非唱。

　　●折扇：在表演过程中可以虚拟为其他物品：刀枪棍棒（《大保镖》）、笔（《杨乃武写状》）、鼓槌（《口吐莲花》）等。

　　●桌子，传统相声中常用的道具。表演对口相声时为逗哏站在桌外，捧哏站在桌子里边。表演“腿子活”时则以桌子区分前后台和上下场门。

　　逗哏“哏”指滑稽、逗人发笑的话或表情。逗哏即逗出令人发笑的效果，代指负责逗哏的演员。对口或群口相声演出时主要叙述故事情节的演员，现通常称作“甲”。对口相声中，逗哏与捧哏合作，通过捧逗的衬托、铺垫，使叙述中逐渐组成包袱，产生笑料。

　　捧哏演出时配合“逗哏”叙述故事情节的演员。对口或群口相声演出时配合“逗哏”叙述故事情节的演员，现通常称作“乙”。

　　冯不异提出：“在曲艺的诸多曲种中，有一种单人演说可笑故事的表演形式，称为单口相声……（单口相声）但求谏果回甘，却不一定那么有头有尾，它的体制不同于短篇的话本、故事、笑话，也不同于对口相声，是一种风格独具的口头文学体裁。”（引自《继承传统，丰富提高》，载《曲艺》1986年第5期）

　　王行之认为：“把单口相声直接并入中短篇小说这一艺术门类，未必确当，但是，因为它们同属叙事性的艺术形式，从叙事状物、刻画人物等角度看，它们之间不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单口相声又有不少独到之处。”（引自《小说家的益友——或“劲敌”》，载《中国曲艺论集》第280页）

　　李凤琪也曾指出：“单口相声以故事性见长，其中也有偏重说理的，即所谓‘议论型’，这种相声容易空洞、枯燥、很难写，新作中几乎绝迹。”（引自《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卷》，刊载于《曲艺》1986年第5期）

　　看来，专家们比较—致地认为单口相声是一种喜剧性的叙事艺术。单口相声就其形式而言不是对话艺术，但是，它与传统的叙事艺术（评书、故事等）相比又产生了许多变异。例如，单口相声在内容上侧重于反映人物之间的对话，并且主要依靠对话构成包袱、塑造形象。由于单口相声创作中包袱的组织要受情节、人物性格的制约，所以单口相声创作的难度很大。故事型的单口相声创作现已近于绝迹；议论型的单口相声则由于在内容与形式之问存在着不易克服的矛盾，而让位于对口相声。

　　对口相声是从单口相声脱胎而来的，但是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艺术生命绎久不衰。这与它的内容形式之间的和谐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对口相声的主要内容是对话，它所采用的形式也是对话，二者之间是一种同形、同构的关系。四、对话不仅体现于相声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而且体现于欣赏过程中。相声作为一门舞台艺术（基本如此），它的表演与欣赏在时空上是统一的。相声与其它舞台艺术一样，存在着与观众进行交流的问题。

　　众所周知，相声是一门最擅长与观众进行交流的艺术，相声演出所产生的剧场效果，往往是其它舞台艺术无法企及的。除了喜剧性内容的原因之外，相声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话的形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叙事艺术中，创作者自信有力量穿透孤立的事件，抓住其“内在的本质”，赋予其因果联接的次序，从而构成故事虚构的情节和历史，并将这些内容灌输给观众。在这里，信息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观众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1.2006年12月21日，经过3个多月的公示调查，北京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对外公布。第一批市级“非遗”名单，相声位列其中。

　　2.2008年6月7日，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正式对外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