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宪千女儿多年以后，面对新中国的新县长，沙湾人将回想起民国十六年那个难以忘怀的年份。

　　——请原谅我又一次化用了《百年孤独》那个已经被化用过无数次的开头。它确实被化用过太多遍了。但无论如何，这种“回望某一时刻”的经典姿态，用于谈论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是合适的，因为这一个时刻——民国十六年——的确于《家山》的故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一个起点，并且既是小说“故事时间”的起点（小说里正面展开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民国十六年之后），也是小说“叙事时间”的起点（在物理性的直观形式上，《家山》就从这里下笔写第一句话、第一个情节）。这一年，沙湾确乎是发生了大事的。

　　所谓“民国十六年”，是这部小说里使用的叫法。现实中，“民国十六年”其实就是1927年。于是我们仿佛是恍然大悟：当然当然，是有大事发生，1927年发动武装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了。

　　沙湾人记住的会是这个。他们心中重要的事情也是这个。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都太遥远了，他们不了解、记不住、也在时间上对应不起来。像古老乡土中国的大部分居民一样，沙湾人要靠着熟人社会的小事件和柴米油盐的小叙事来结构自己的记忆，这些才是他们生活中永恒的、与自己有关的事。

　　这是一种细小但极其重要的象征：沙湾人一直生活在“小时间”而非“大时间”里。他们习惯用纯粹个体化的生命时间（如“她三十岁那年”）来表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不是用外在的、宏大的、公共化的社会历史时间（民国十六年或公元1927年）来度量。然而，如今我们知道，他们是生活在翻天覆地、天玄地黄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外面世界”的时间、宏大话语的时间，即将、甚至正在渗入并改变沙湾人的生活。现代历史的“大时间”和古典生活的“小时间”在《家山》里碰头、对撞了。两种时间相互产生了错位。一种“时差”产生了。

　　这涉及到《家山》内部的根本叙事动力：这部小说讲的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历史巨大运动在古老山乡激起的波澜变化。新与旧的“时差”问题，正是其叙事运转动能的重要直观表征。这种“时差”一方面涉及时间坐标（参照系）的不同，另一方面还涉及到时间结构的不同。《家山》里存在着两种时间结构。一是线性的时间结构：大清朝瓦解了，国民政府来了，日本人侵略了，赢得天下了……这种时间结构很好理解，也构成了大多数历史题材或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但《家山》里还存在着另一种——甚至更加重要的一种——时间结构，那就是圆形的、循环的时间。政权变来变去、县长换来换去，但不管怎么样，孩子还是要生、土地还是要耕（极富韧性、熬走了数任主官的“水利工程”情节线在此极富代表性），时间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稳定轮回的节奏感。

　　历史运动的重要产物之一，便是与其相适配的种种“话语”。因此，跟随“时差”一起到来的，注定还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也即“语差”。“语差”的存在，是《家山》里醒目且极生动有趣的现象景观。至少有三套话语在《家山》里并行不悖，分别是：乡土宗法社会的传统话语，文绉绉的话语，革命话语。因此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小说里面对同一件事，人物之间鸡同鸭讲。例如缠脚，老一代人觉得天经地义，新一代人觉得荒唐透顶，争论起来一方谈祖宗传统、另一方谈法律法规，并不在同一频道。再如参军抗日，年轻人口中的“服兵役”“赴国难”，到了老人们嘴里就变成了“吃军粮”“抓壮丁”。甚至还有完整的“错位联想链”：年轻人讲到日军入侵，说天上有轰炸机，往下扔炸弹；老人完全不知道“轰炸机”是什么东西，直接接话跳到了辛亥革命，到处都放枪，路上在抓人剪辫子、不剪辫子的就“剪小鸡鸡”——很荒诞，却又很真实。这种错位背后，是庙堂话语与民间话语并存并茂的特定时代氛围。这就牵涉到《家山》另一处被反复论及的特点：小说对方言俚语的使用以及鲜明的民间文化姿态。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家山》里的“骂”：以桃香为代表的一众“沙湾刀子嘴”，骂人或吐槽起来极富特点和激情，充分发挥了方言的鲜活弹性，臧否评点之间也是谚语不断、金句迭出，活脱脱就是一群“湘西桑丘”。当下使用方言写小说的实践不少，对“吵架”和说俏皮话有所着墨的作品也挺多，但能如《家山》般自然、流畅、生动者并不常见。《家山》于此充分展现了民间语言、地方性格的生动与风情。

　　由此再进一步：三套话语，其实对应着三种历史力量。这是我们讨论《家山》时难以绕过的关键词：历史。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元素，在《家山》里是“不同色”的：老人们从前清时代活过来，带着几千年帝王岁月古老而漫长的尾音，他们的气息和生活是包浆色的；新一代人经历了国民政府的不稳定统治，见识过杀人如砍红薯、砍萝卜，那是“”；在故事尽头等待着的，则是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崭新红色历史的展开。三种颜色，“色差”明显，又共同交织在故事里面，足可清晰辨认但往往又若即若离。

　　这实在是一种奇妙而动人的状态。也许，这一切早已暗示在了小说的标题之中：“家”是被大山环抱守护着的小小文化场、小小桃花源；“山”则隔绝着外面的大世界，又连接着大世界，把那些历史运动的能量通过大地传导进来。历史在山外。山风入耳，历史也在窗外，它拂动着沙湾人的发梢，而并不将其吹倒。一种充满民间活力的、日常生活本位的、松弛绵密的历史叙事，由此成为可能。此中有我们时代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时至今日，沧海桑田，我们的作家已经不必非要以启蒙式的批判姿态或壮怀激烈的嗓音，去讲述历史、描绘乡土。与此有关的故事，完全可以是温柔的、散漫的、审美化和生活化的。这恰恰是大历史给予我们的底气。（作者系青年评论家，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