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洁全集txt下载“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始终是遵义人民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说，下一步，遵义还要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夺取新的胜利，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

　　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地处云贵高原大娄山山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在百年历史中，遵义因长征中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经典而闻名遐迩。

　　一代代遵义人民，以“遵道行义·自强不息”为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精神高地，使“遵义”二字已远远超越一个地名的含义。

　　站在新的百年起点，遵义以年轻的身姿，开启转折和胜利新的步伐，绽放出无限生机和光彩。

　　“这座楼见证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伟大抉择的诞生。”83岁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说。

　　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见证了86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1935年初强渡乌江后，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红军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即后来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

　　柏辉章公馆是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形容柏公馆：“摩登军阀式建筑，杂糅了传统中式建筑风格和些许西式风格。”

　　田兴咏证实了这一说法：“柏公馆20世纪30年代初建造，用料很讲究，比如花窗、彩色玻璃等，在本地罕见，据说很多都是从上海专门运来的。”

　　在柏公馆那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20名与会者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

　　会议作出了“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事实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遵义会议，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015年6月，习在贵州考察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在中国人心目中，“遵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地名的含义，似乎成为转折和胜利的代名词，许多遵义人因这座小楼引以为傲，主动为这座红色之城保留文化记忆。

　　20世纪80年代，遵义市红花岗区居民杨敏志开始收藏遵义会议会址门票，迄今已30多年。当时，公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需购买2角钱一张的纸质门票，但杨敏志寻觅收藏时，最早的这批纸质门票刚被淘汰。不死心的他四处寻找，两年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会址后的一片竹林里，找到一张完整的会址早期门票，令他如获至宝，保存至今。

　　记者看到，这张浅粉色的纸质门票仅有火柴盒大小，票面印制着“遵义会议会址后花园 门券 贰角”字样。田兴咏说，这应该是遵义会议会址最早的门票。

　　▲右上角为杨敏志收藏的遵义会议会址最早的门票（新华社记者 李惊亚 摄）。

　　遵义会议会址面向公众开放以来，会址门票数次更换，但杨敏志几乎收藏了遵义会议会址各个时期的门票，共计26张。

　　“在我看来，每一张门票不仅是一张‘通行证’，也是一座城市给外地人的‘第一印象’。”80岁的杨敏志说，“遵义会议会址门票，是遵义这座红色城市的‘文化读物’，更承载着遵义会议召开86年以来，这座城市满满的红色精神和情怀。”

　　▲ 2020年2月28日，遵义市枫香镇花茂村村民王治强经营的“红色之家”农家乐（陶亮 摄）

　　据考证，遵义地名最早见于唐贞观年间，最初是播州的一个县名。如今，走在遵义市大街小巷，“遵道行义”四个大字随处可见。“道”谓天下通行之路，“义”谓天下合宜之理，“道”是否正确，取决于“义”是否合宜。

　　百余年来，这座黔北小城在时代风云中命运激荡，在“道”与“义”中一次又一次坚定抉择。

　　《遵义简史》记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北京、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的遵义籍学生，向家人亲朋邮寄书信、传单，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传入遵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遵义进步青年雍文涛、余正华在遵义、赤水分别开办遵义书店和之江书店，秘密出售进步书刊与马列著作。

　　在中国的领导下，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遵义群众纷纷集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当五卅运动5位代表来到遵义作报告时，受到黔北联中校长李筱荃和教师杜叔玑、谭星阁等的热烈欢迎，并组织学生集会听取代表们作关于五卅运动情况的报告。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黔北，激怒了各县人民，纷纷行动起来。1931年10月10日，遵义全城3000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赤水，在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学校学生、工人、商人、市民举行示威游行、集会讲演，强烈要求抗日救国。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进城前，红军总政治部专门下发文件，一边要求红军战士严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一边大力宣传红军不收苛捐杂税、主张抗日。当红军大部队出现在遵义城边的丰乐桥桥头时，大批居民挥舞着三角小旗，在“噼噼啪啪”震天响的鞭炮声中，热烈欢迎红军队伍进城。

　　“遵义人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黄先荣说。正因如此，不少遵义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为红军抢修枪炮等，有的自愿加入到红军队伍中。

　　遵义会议后，面对军队重兵围追堵截，等指挥红军在黔北大地纵横驰骋，书写了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经典，最终将敌人远远甩在身后。

　　如今的娄山关脚下，刻有《忆秦娥·娄山关》诗词手迹的崖壁吸引着往来游客关注。巨幅崖刻记录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1935年2月下旬，红军攻占娄山关，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在百感交集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一代代人，始终将信仰的旗帜高高举过头顶，将必胜的信念牢牢埋在心底。

　　“遵道行义”是打开遵义人精神密码的钥匙，英雄的精神在30762平方公里土地上绵延，始终诠释着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红城精神。

　　“红军不打人不骂人，把恶霸地主的粮食和房子分给老百姓，我觉得这支队伍很好，愿意跟着红军走。”遵义人李光14岁投奔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中午参军，当天下午便打了一仗，这一仗是为了保卫正在城内召开的遵义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李光转业到地方。离休后，在一次赴遵义农村小学的捐款活动中，当地艰苦的办学条件让李光心情无法平静。他不顾年老多病，一次次跋山涉水，深入贫困乡村，调查了解农村学校和适龄儿童就读情况。20多年来，他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先后资助给1700多名贫困学生，捐资总额达60多万元。

　　李光的外孙、从教16年的遵义市东风小学副校长马迅回忆，他毕业后本来想做IT行业，但外公通过女儿极力劝说马迅当老师，纠结了很久马迅最终答应了，“外公2019年去世，我特别理解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从事教育的信念。”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100公里的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员黄大发自20世纪60年代起，带领200多名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生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被称为“大山里的愚公”。

　　“员怕牺牲能行吗？那些先烈拿身体去堵枪眼都要干，我们做事就要有这种精神。”有着62年党龄，当了46年村干部、38年村支书的黄大发说。

　　在红军经过的湄潭县兴隆镇太平村，村民杜俊对孩子们从小就讲“军人光荣”，3个儿子长大后都报名参军。杜俊为4个孩子取名“富国、富佳、富民、富强”，希望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儿子杜富国入伍后成为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2018年10月，在边境扫雷任务中，杜富国面对危险，对战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为保护战友身受重伤，永远失去双手和双眼。

　　负伤后，有人问他：如果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扫雷吗？杜富国说：“假如再给我机会，哪怕一千次、一万次，我也会坚守初心，作出同样的选择！”

　　二女儿杜富佳是湄潭县人民医院护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杜富佳以院青年突击队队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身份，先后两次递交“请战书”，作为贵州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来到武汉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因工作表现突出，被批准火线入党。她说：“雷场是哥哥的战场，武汉就是我的前线。”

　　小儿子杜富强远在西藏边防线上，在这条藏语里称为“阿相比拉”，意为魔鬼都不敢去的地方的道路上，杜富强已巡逻到第六个年头。

　　对于弟弟妹妹们的选择，杜富国表示尊重和支持：“不管是在边防一线，还是在医疗前线，他们都是尽自己的职责，年轻人就是要勇于担当。”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随着时代发展，“增人要增地、减人要减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策不稳群众心里慌，只能种点玉米的薄地上，饭都吃不饱，经常引发争执。

　　1983年冬天，遵义湄潭县楠木桥生产队一间四处透风的油坊中，24位农民围着火塘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了三天三夜。“这么冷的天，再吵几天也没个结果，干脆就‘生不添、死不减’，有本事就好好培养孩子读书，走出大山！”德高望重的大队干部余忠华喊了一嗓子，大家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地说：“要得！”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就此推开，群众吃了定心丸，精心管理自家土地，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这项尊重客观实际，从火塘边“吵出来的改革”写进了，湄潭县就此成为全国第一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几十年间，20项改革在这里渐次推开，5次写进中央和国务院文件。

　　“一谢，翻身把你想，以前我们做牛马，现在人人把家当；二谢，吃饭把你想，以前忍饥又挨饿，现在温饱奔小康……”实现脱贫梦想的湄潭群众，唱起他们自编自演的花灯戏《十谢》。

　　▲湄潭县兴隆镇龙凤村田家沟农民自编自演的花灯戏《十谢》（瞿欣含 摄）

　　“虽然距离遵义会议召开已经80多年了，但遵义会议精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克服困难，勇敢向前。”72岁的习水县隆兴镇淋滩村村民宋光平说。

　　淋滩村坐落在四渡赤水一个渡口旁。宋光平的父亲宋加通，长征中因负伤留在了淋滩村。20世纪50年代，宋加通回到阔别已久的江西于都老家，特意精选了几株蜜柚苗带回淋滩，带着农民一起试种。如今，幼苗在河谷边茁壮成长，结的蜜柚甘甜可口，“红军柚”成了贫困村脱贫致富的新产业。

　　“小时候，我们住在土坯房里，公路不通，经常吃国家救济粮。这几年，公路修通了，我们种的‘红军柚’、甘蔗等非常好卖，家家过上了好日子。”宋光平说。

　　▲ 2020年3月20日，凤冈县新建镇长碛古寨坝区油菜种植基地（杨楹 摄）

　　2020年3月，遵义在贵州率先实现整体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51.38万，先后实现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871个贫困村出列，告别了千年绝对贫困。

　　据了解，在“十四五”开局、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特殊时刻，遵义将全力推动以绿色食品工业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以遵义都市圈建设为牵引的新型城镇化，以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和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突破口的旅游产业化，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始终是遵义人民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说，下一步，遵义还要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夺取新的胜利，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